宪法是匹奋鬃扬蹄的理论之马吗
－－与魏雅华商榷
湖北鄂州大学文法系 钱雄伟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母法，应“与时俱进”自是毋庸置疑，但魏雅华在《〈宪法〉应“与时俱进”》（见《中国律师》2003.2）一文中却由之引申，质疑宪法的“滞后”原则，把宪法比作奋鬃扬蹄的理论之马，把实践比作碌碡，并得出结论：宪法应该是前瞻性的理论，拉着实践跑，而不是实践拉着宪法跑。笔者以为作者的论证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上述论断，而且这一种冒进的思想倾向有违宪法特性，在宪法学研究中不仅没有积极意义，甚至还会将“修宪”引入歧途，因此试就此谈谈自己的管见，与魏雅华商榷。
作者分析了新中国宪政史上的两则经典“违宪”案例：一、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农民偷偷“包产到户”，二、深圳首创“买卖国有土地使用权”。以此为证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坚决的依法办事，那么压根就不会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视《宪法》如无物，那岂不是对《宪法》的轻蔑与亵渎？”这的确道出了依宪治国和改革开放之间存在的矛盾，必须正确地反思和处理好这一矛盾，才能更好地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依法治国，同时通过依法治国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但作者由此得出“‘滞后’法则将《宪法》变成了一张废纸”的结论却有些牵强附会。是“滞后”法则的错？作者自己在文中说：“全世界都有每隔几年（一般为四年）就要对《宪法》修订一次的制度。”岂不是全世界的宪法都难逃变成了一张废纸的厄运？众所周知，“法律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法律规范框架中有着某种僵化性，使法律变革常常落后社会改革 ，还可能发展出对社会生活的过度控制的倾向。”（[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哲学及其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为“滞后”法则之本义，它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胡锦涛总书记在《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2月5日）中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是宪法得以充分实施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胡总书记的话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和宪法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印证了“滞后”原则的客观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观点，法的本质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宪法之所以要集中表现统治阶级内部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和意志，原因根源在于宪法的民主性，从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宪法的出现就在于对抗专制和独裁，通过“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来巩固民主成果。宪法典主要内容是有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的规定，目的就是要建立有限政府，以权利制约权力。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的变化不仅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而且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宪法能否保持应有的权威和尊严，因此宪法规范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也正是因为它是民主进程法律化的成果，它的前进需要民主力量的推动，因而它只能如实地记录民主进程中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不可能臆想地创造所谓“超前的、前瞻性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的前进。否则，即使勉强加进宪法条款，也只能是废纸一张，形同虚设。1954年宪法中关于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生产结构与1982年宪法中严禁土地买卖的规定，不就是建立在对所谓“社会主义”的“前瞻性理论”基础上的吗？它带给我们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沉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使用权买卖”这两则经典“违宪”案例的出现，我以为，首先在于没有实行依宪治国的宪政，形成完善的修宪机制，才使得宪法变成了一部反映迟钝、落后而保守的法律；其次，没有从立法技术上很好地解决依法治国和改革开放二者之间的关系，造就了孕育“违宪悖论”的温床。宪法专家许清教授认为，“中国宪法具有中国特色，即把根本制度、社会制度规定在宪法里。”“这一特色导致修宪频繁的可能性。”汪吉友也认为：“纳入宪法的内容，应考虑它必须是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而且纳入宪法时，还要考虑尽量只规定原则，不宜规定具体制度及操作程序。”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来看，宪法会面临规范稳定性与社会变革价值之间的冲突，即一方面宪法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其规范的最高性，用规范约束社会现实的随意性，在另一方面，宪法又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故此，要确保宪法权威的确立，必须在宪法规范稳定性价值与社会变迁的价值追求的张力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有机平衡。找准造成这一对矛盾的关键才能更好地解决它，我以为如何从立法技术上解决好这一对矛盾是问题的关键，单纯把罪责完全归之于滞后原则，只能使我们在制定法律时无视法律自身的特性和规律，揠苗助长，滋长冒进的思想倾向，其带来的危害较之保守的宪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试想，如果不是追求“一大二公”，怎会在宪法中规定人民公社的经济制度？如果不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瞻性”理解，怎会出现严禁土地进入市场的规定？又怎会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至于作者提到的私有财产保护问题，其实并不成为问题，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1990年国务院第55号令中的规定和宪法第13条规定是相互抵触的，通过建立完善的宪法监督机制完全可以解决，而多次提案都没有解决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恰恰说明对公私财产性质等问题还没有从实践和理论上成熟之前，不可能仅仅依据个人主观意志来超前指导实践，我以为这恰是宪法权威逐渐为社会重视的好现象，只有在实践中成熟以后才可能形诸于宪法，真正发挥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之功能。
既然宪法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宗旨，我国宪法典也把公民权利一章提到国家机构一章之前，那么宪法规范应着力解决的是公民权利的内容和国家机构的制约原则，对于正在进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内容的规定，就不能多采用限定性、禁止性规范，否则就会使得相关方面的改革受到宪法的阻碍，在立法技术上自我设置二难悖论，在法治实践中自相矛盾。杨海坤在《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宪法学研究现状与评价》（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版）中说：“通观我国的宪法，与其说是一部法律还不如说是一部政治性纲领。没有法律的特性，却基本了政治纲领的所以要素。”八二宪法颁布至今，已经过三次部分修改。除了三次宪法修改涉及的内容，学界对现行宪法内容和规范设计方面的种种不足进行了深入探讨。纵观这三次宪法修改，主要有如下缺陷：一是修改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三次修改通过17条修正案，有11条约2/3涉及经济制度，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制度完善关注不足；二是修改后的宪法规范仍纲领性、政策性有余，规范性不足。纲领和政策是党和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目标和行动步骤，具有前瞻性，会经常根据实践的发展而调整，不宜作为宪法规范，八二宪法的三次修改全在于宪法中关于经济政策的规范落后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成为经济建设的桎梏，才导致修宪。同时鉴于我国宪政制度与两个人权公约在应然权利认知上的重大差异，我国已加入了这两个公约，修宪应该将重点放在公民权利保护制度和部分国家制度的完善。其三，修宪过于频繁，削弱了宪法权威和公民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法治和宪法意识。一部法律之所以被百姓信仰，就是因为它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的被应用，不断的被认可和遵守。假使按照魏雅华一文中的观点，即使制定出了“与时俱进”的宪法，也仍然难逃“滞后”的厄运，难以避免的频繁修宪将沦为“救火的法宝”抑或“盲动的指挥棒”，不利于宪法权威和公民宪法意识的巩固。在宪法的指导思想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证我国宪法修改、制定过程中的一根“红线”，有了这根“红线”，对宪法性质变化的担忧就可消解。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新改革，完全可由国家政策来加以规范和约束，通过试点的方式加以运作，成功则推广，这样就不会存在对宪法的轻蔑和亵渎，又能够比较好地协调因立法技术衍生的这一矛盾。
综上所述，“滞后”原则并不是妨碍依宪治国的罪魁祸首，宪法也并非“奋鬃扬蹄的理论之马”，而应该是文明进程的守护神，它不可能也没必要充当摇旗呐喊的狂飙角色，而从立法技术上消解其对当前改革创新实践的负面影响乃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作为根本大法的保驾护航功能，从而实现“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体育市场管理条例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６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通过，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５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 为了规范体育市场秩序，保护体育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体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体育经营活动及体育市场管理均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体育经营活动及体育市场管理的范围是：
（一）经营性的体育俱乐部、体育活动中心、体育度假村（区、营）和其他有固定设施的体育经营活动场所；
（二）经营性的体育竞赛、体育表演活动；
（三）经营性的体育健身、体育康复、体育娱乐活动；
（四）经营性的体育培训活动；
（五）体育中介服务、赛场广告；
（六）其他体育经营活动。
体育经营活动的具体项目，包括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公布的体育项目和国际体育组织认定的体育项目。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从事健康有益的体育经营活动；鼓励和支持体育经营者为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和培养优秀体育人才服务。
第五条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是体育市场的主管部门。
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市范围内体育经营活动的指导、监督和管理。
区县（自治县、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本地区体育经营活动的管理和监督。
第六条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 宣传、执行有关体育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
（二） 制定体育市场发展规划；
（三） 制定体育市场管理制度；
（四） 审批体育经营活动，核发经营许可证；
（五） 监督检查体育经营活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六） 组织培训体育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核发专业岗位证书；
（七）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体育市场管理工作的领导，促进体育市场的发展。
公安、工商、物价、卫生、税务、环保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体育市场的管理工作。
第八条 从事体育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与所经营的体育活动相适应的名称和场所；
（二） 有必要的资金和符合标准的体育设施、器材；
（三） 有相应的安全、卫生保障条件；
（四）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从事危险性大、技术性强的体育经营活动，国家对从业人员有专业资格要求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九条 对从事危险性大、技术性强的体育经营活动实行许可证制度。
从事射击、拳击、蹦极跳、热气球、赛车、摩托车、摩托艇、赛艇、跳伞、动力伞、滑翔伞、悬挂滑翔等体育经营活动，由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体育经营许可证。
从事攀岩、探险、马术、武术、漂流、帆船（含帆板）、雪橇、健身气功、皮划艇等体育经营活动，由区县（自治县、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体育经营许可证。
从事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体育经营活动实行备案制度。
第十条 申请办理体育经营许可证，应当向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下列资料：
（一） 从事体育经营活动的申请书；
（二） 体育经营活动的场所、设施及组织实施方案；
（三） 安全救护的设施、设备及其实施方案。
第十一条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办理体育经营许可的申请应进行审查，在接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答复。予以批准的，应发给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书面说明理由。
体育经营许可证由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
第十二条 体育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体育经营者的经营场所、设施、设备。
第十三条 经营者必须在其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体育经营许可证。未经批准不得改变经营内容和场所，需要变更的，应到原审批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四条 体育经营者应当对其经营活动场所的安全负责，维护经营活动场所的卫生，防止环境污染。
第十五条 组织经营性体育表演和从事技术培训的经营者应当确保表演和培训质量。
第十六条 严禁体育经营者利用体育经营从事淫秽、封建迷信、赌博和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七条 营业性体育场所不得接纳未按规定取得合法资格的经营者进行营业性体育经营活动。
第十八条 擅自从事体育经营活动的，由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其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至一万元罚款。
第十九条 体育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一千元至五千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体育经营许可证：
（一）未按国家规定聘用有专业资格的从业人员从事教练、技术培训、应急救护等工作的；
（二）擅自改变体育经营活动内容、场所的；
（三）伪造、变更、涂改、租借和擅自转让体育经营许可证的。
第二十条 体育经营者有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六条和其他违法行为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
第二十一条 体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的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５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