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及校园事件的法律思考

张生贵


　　4月28日是福建南平屠童案凶手郑民生伏法之日，从那天开始的三天内，广东雷州市、江苏泰兴与山东潍坊连续发生三起屠童案。仔细查核相关报道，发现媒体在报道这些案件上，内容与倾向都在评议罪犯报复社会的心理文章。
　　从法律上如何看待责任承担问题，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伤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责任的，不承担责任。
　　本条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人身损害时，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的规定。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是指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或者在其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中，由于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教育、管理职责，致使在其中学习或者生活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损害或者致他人损害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的与其估错相应的侵权责任。幼儿园通常是指对三周岁以上学领前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机构。学校是指国家或者社会力量举办的全日制的中小学、各类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是指少年宫以及电化教育机构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十周岁以上十八周岁一下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的明显进步，近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我国在各类教育机构学习的人员总数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我国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考虑到其父母、近亲属，可以说在教育机构就读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安全牵动着社会每一个人的心。但一个严峻事实是，近年来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频频发生，一些重大恶性事故也有发生。导致在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损害发生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情况：
　　因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学的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管理、维护不当引起的人生损害；
　　因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替提供的食品、药品、饮用水、教学用具或者其他物品不合格引起的人生损害；
　　因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其他侮辱学生人格尊严的行为引起的人身损害；
　　因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或者竞赛活动引起的人身损害；
　　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组织学生进行实验教学或者劳动时发生的人身损害；
　　学生之间互相嬉戏、玩耍造成的人身损害；
　　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组织学生外出活动室出现的人身损害；
　　校外人员在校内造成的人身损害；
　　因学生自身原因造成的人身损害；
　　因不可抗力造成的人身损害；
　　其他因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而发生的人身损害。
　　因这些原因而导致的在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的人身损害，有的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侵权责任；有的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没有过错，应当由第三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监护人承担责任。

一、我国现行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在什么条件下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均未作出具体规定。
　　教育部2002年颁布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湖南省、杭州市、福州市、郑州市、贵阳市、西安市、银川市、苏州市等地近几年均规定了中小学生人身伤害试过处理条例。这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对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教育机构需要承担的侵权责任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这些规范法律效力较低，且在侵权责任的确定、免责事由、赔偿标准等问题上规定不一。
　　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2003年《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后一规定是目前司法审判实践中处理这类侵权案件的主要依据。对是否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存在一定争议。考虑到未成年人天性好动、喜欢冒险，但同时身心方面的发疹却远未成熟，缺少自我保护的知识和能力，在参加各种活动时极有可能造成自身或者他人的损害。即便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和教师尽了全部注意义务，也很难杜绝损害的发生。再加上我国目前各类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的教育管理水平仍有待提高，近年来，因儿童、学生伤害事故而引起的赔偿案件逐年增多，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侵权责任法中对此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明确界定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切实保护未成年热的合法权益，加强学校、幼儿园的教学管理工作。因此，有必要在侵权责任法中对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作出规定。
　　关于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争议最大的是如何确定归贵原则。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不同的立法例。一种是过错推定原则，如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越南等采用该种立法例。另一种是过错责任原则，如法国、美国、加拿大等采用该种立法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有的主张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有的区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身遭受损害”和“给他人造成损害”两种情形，前者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后者实行过错推定原则；有的主张区分“公益性质的学校”和“非公益性质的学校”，前者实行过错推定原则，后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主张采用过错推定原则的理由主要是：第一，由于未成年学生心理和生理上的特点，难以对事故发生的情形准确地加以描述，如果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来处理，显然对未成年学生一方有失公正。第二，未成年人离开是监护人之后，监护人就失去了对未成年人的控制，整个教育活动都在学校的控制之下，要让监护人来证明学校的过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对保护学生及其监护人的利益非常不利。因此从公平原则来考虑，应该对学校使用过错推定原则。第三，由学校来证明已经尽到了相当的注意并且实施了合理的行为，以达到免责的目的，有助于学校尽到更多的注意义务，更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而且学校也能举证反驳，也有机会免责。第四，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较大变化，学校等教育机构更有可能通过保险等方式来向社会转移风险，民办教育机构可以通过适当提高学费来抵消增加的成本，公立教育机构也可由国家拨付资金来设立这种保险。
　　主张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理由主要是：第一，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教育和保护职责，是一种特定的义务，这种义务不履行，应当采用证明的方式进行，必须证明学校方未尽谨慎义务。第二，使用过错推定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对受害人的救济，特别是在当事人双方力量对比极不平衡的情况下使用，如垄断性行业与消费者之间等，从而体现法律的实质争议。在学校与受害人之间不存在经济力量、诉讼地位的明显不平衡，无须对受害人给予特别的保护。第三，使用过错推定原则易于不适当地扩大学校的责任，学校为免责必然采取消极对策，如不再组织春游、参观等校外活动，严格限制学生在校生间，甚至不允许学生在可见互相追逐打闹等，不利于素质教育的推行。第四，完全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判断学校在主观上是否有过错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可以通过采用客观化的过错判断标准如学校的各种教学设施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对存在的各种不安全隐患是否及时排除、是否已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学校是否制定了合理、明确的安全规章制度等来缓和举证责任，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以利于对未成年学生的救济。第六，国外不少国家实行过错推定原则，主要是由于他们广泛实行责任保险制度，应由学校承担的责任，最终都由保险公司赔付，而在我国目前全面实行这一制度尚不现实。
　　如何确定归责原则，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一方面，由于未成年学生天性好动，对各类新鲜事物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冒险，但同时身心方面的发展却远未成熟，缺少自我保护的知识和能力，情绪易于冲动，不善控制。因此在参加各种学校活动时极有可能造成自身或者他人的损害，即便学校和教师进了百分之百的注意义务，也很难保证百分之百地杜绝损害的发生。另一方面，在我国，重视和关心下一代的意识根深蒂固，再加上实施了二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有的对孩子过分照顾呵护，一旦学校出现任何意外，便会怪罪学校，极易采取不理智的态度。因此，在侵权责任法中必须确定合理的归责原则，对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侵权责任作出适当的界定，以做到即维护未成年人和其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正常教学秩序和管理秩序。
　　在听取各方意见，并深入了解现实情况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综合分析，侵权责任法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同，规定了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侵权责任的不同的归责原则。本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这是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同时在第三十九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这是采用过错责任原则。
根据本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证明自己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对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发生的人身损害没有过错，否则就要承担责任。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采用过错推定原则，主要考虑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智力发育还很不成熟，对失误的认知和判断上存在较大不足，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充分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必须加以特别保护，这就要求学校更多地履行保护孩子身心健康的义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超越了监护人的控制范围，如果受到人身损害，基本无法对师傅发生的情形准确地加以描述，此时要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其监护人来证明学校的过错，几乎是不可能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学校也能举证反驳，可能通过证明已经尽到了相当的注意并且实施了合理的行为，以达到免责的目的。同时，学校等教育机构更有可能通过保险等方式来向社会转移风险。比如，从2003年开始北京市开始推行学校责任险。到2009年，北京市公办学校都已经投保学校责任险，经北京市教委批准举办的民办学校80%以上也都投保了。每个学生每年5元，由市财政统一拨款投保。赔偿上规定了一个限额，2009年学生死亡的赔偿金上限是40万。以后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还可以进一步加大投保力度。

二、立法过程中的其他问题

（一）关于此类侵权行为的范围：

　　对此问题各方认识基本一致，即由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侵权行为应当限于发生在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或者其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中的侵权行为。但具体范围究竟有多宽，存有不同意见，如学生自行到校或者放学后滞留学校发生的损害，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等。由于这个问题较为复杂，与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所应负有的教育、管理职责密切相关，实践中个案的情况也千差万别，在侵权责任法中作出同意、具体的规定较为困难，宜由人民法院在具体案件审判过程中作出判断更为合适。

（二）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管理职责：

　　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只有在未尽教育、管理职责时，才可能承担过错责任。但如何确定教育、管理职责的范围，进而判断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是否已尽教育、管理职责，也存在一定争议。经研究，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其他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对于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教育、管理职责已经作了广泛、具体的规定，出现纠纷时，应当参考这些规定结合具体情况由人民法院作出最终判断，侵权责任法中对此没有也很难作出具体规定。

（三）免责事由：

　　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有的部门和专家建议，明确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具体情形，比如，在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损害的；学生自杀、自伤的等。经考虑，这些情形有的根据本法规定明显不属于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责任，有的在本法第三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已经有所规定，没有必要再作重复规定。因此，侵权责任法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规定。

相关规定：

正义的理想与误区
——我国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探讨

张维璋 王建斌 饶馨


[摘 要]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独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组织形式，它的设立初衷是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要问题。历史上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审判委员会制度越来越显现出与设立初衷的背离，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的先天的缺陷和实际运作中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的远期目标与近期方案两条进路。
[关键词] 审判委员会 改革 正义 理想 误区

审判委员会制度可以说是我国的一大司法特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未有先例。司法理论一般认为，审判组织形式只有合议制和独任制两种。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部分案件持有最终决定权的并非承办法官本人或合议庭，而在于其审判组织内部设置的审判委员会。而且，无论其地位还是作用都远超过合议庭与独任审判员。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的初衷在于将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要问题。从设立至今，审判委员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在避免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诉讼正义。然而，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尤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日益背离公开、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的价值方向，在回避制度、受案范围和工作运行等方面的矛盾与不足也日益凸显。这不仅影响案件审理的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更从根本上妨碍了诉讼程序的公正与司法正义的实现。可以说，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的初衷固然美好，也曾在一定层面上发挥作用，但是其在新的实践中却日益偏离正义的理想，进入了万劫不复的误区。
一、 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审判委员会制度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 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41年边区各县成立了裁判委员会，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裁判委员会、裁判研究委员会逐渐演变成为人民法庭和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有权判决：当众坦白、赔偿、罚款、劳役、褫夺公民权、有期或无期监禁、死刑，或者宣布无罪。 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虽然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类似。
新中国建立伊始，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废除国民党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废除旧制度，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性质审判制度的历程。创立之初的人民审判机关 大多沿用解放区的群众式审判模式。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司法主管机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法院组织草案，提出了建立审判委员会。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建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组织，并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 1955年3月10日，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从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被正式确立起来。
依据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在这一制度建立之初，主要强调它总结审判经验的职能，附带研究重大疑难案件。这一时期对不同审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要求是有区别的，中级以上的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主要是总结审判经验，而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则侧重于解决重大疑难的个案问题。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左倾思想主导了司法工作，各级法院成了为扭曲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工具。有些地方审判委员会的部分职能则由诸如“院务会”等机构来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 1962年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审判委员会同中国的司法制度一起被彻底砸烂。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司法制度开始重新恢复和发展。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重新修订，法院内部的审判组织机构设置相对规范，作为人民法院内部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其地位被重新确认。恢复后的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审判人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素质较低，法律又不够健全的情况下，集中集体指挥基本保证了案件审判质量和司法公正。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的建立是由历史、政治和观念文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的体制。在各级司法兼行政机关——衙门内部，采取的是由最高位阶的长官统领的集权性行政权力层级模式，这种被现代司法组织原则所不取的层级组织模式在我国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并仍能在司法机关中找到影子。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有在政府系统设立裁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即在制度建构中，中国传统的司法官僚化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暗合了某种文化心理。我国法院内部似乎在审判制度建构中形成了由低到高的行政色彩相当浓的权力等级结构。相比之下，独任庭和合议庭处于权力底端，审判委员会处于顶端，从而更具权威性，它的决定合议庭和独任庭必须执行。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革除了国民党政府原有的法学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师作为专业司法人员的资格；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由于审判法制建设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素质整体上低下，有必要对审判工作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
最后，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利的制约与指导，法院结构体系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日本除简易法院外各级法院内部设置的“法官会议”都与我国的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而20世纪40年代引进的前苏联司法审判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和干预，强调集体智慧，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必要与可能。由院长主持、由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
二、正义理想的初衷：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职能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根据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 的规定，我国各级人民法院都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它的设立初衷是为了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第22条规定:“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问题、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以下简称《纲要》说明)，也对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和作用作了进一步解释。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纲要》及《纲要》说明的有关规定，现行的审判委员会的设立初衷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结审判经验　
理论来源于实践，诉讼理论也是来源于审判实践。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进行及时地总结，既要研究历史经验，又要研究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抓住问题的本质，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经验，转化为诉讼理论，这就完成了实践到理论的过程。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从审判实践中获得的诉讼理论，又反过来服务于审判实践，以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判案件，保证案件的质量，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此其初衷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把工作放在对审判经验的总结，保证司法公正，使司法审判能真正做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促进、保障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样的现实似乎使审判委员会者一设置初衷显得尤为必要。
（二）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首先涉及到对重大的、疑难的、复杂的案件认定。当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般都采用以案件的性质、简繁程度、影响范围等三者结合的划分标准，来确定是否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并不是对所有的案件都进行讨论，而是只对少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进行讨论，解决这些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此为审判委员会设立初衷之二。
（三）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　
这里涉及人民法院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联系与区别。合议庭是人民法院实现其审判职能的组织形式，它的全部活动所能达到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贯彻实施。而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其重要的任务和职能之一是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审判委员会对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解释或决议，为合议庭的审判提供支持与指导。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分工合作互补的。此其设立初衷之三。
三、正义理想的现实建构：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和运作
审判委员会制度保障正义的初衷并不限于理想的描绘，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与运作方式便是其所努力建构的现实基础。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审判组织包括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三种形式。但是，在审判委员会的人员任职资格和组成上，法律没有像对独任庭、合议庭那样按照法院的不同级别作出详细规定，实践中通常依照行政机构模式决定审判委员会的织织构成。审判委员会由本院院长主持，实行委员会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活动，委员由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一般由院长、副院长、主要业务庭庭长和研究室主任或者资深法官组成，因此，它天然地具有“行政会议”的特征。
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但明确了审判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主要行使“讨论”案件的职能。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分提请讨论和讨论决定两个步骤。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认识存在分歧，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难以作出决定时，由审判长向庭长汇报，庭长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再由庭长向分管副院长报告，副院长提出意见，要求合议庭重新审查后，若意见仍不统一，则由副院长向院长报告，最后由院长决定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院长作为法院的行政首长，有时在合议庭作出决定前，直接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即是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程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陈述案情，汇报合议庭意见，或者由审判委员会成员传阅案卷，审判委员会成员可以向承办人提出问题，最后由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表决。对于审判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合议庭应当执行”。
四、正义理想的实践：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正面效应
审判委员会制度实行至今，我国特有的这一司法组织已在事实上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审判委员会制度在解决纠纷，惩治打击犯罪，保护无辜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因此，似乎“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有学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我国的存在“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 这虽然不能成为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由，但审判委员会制度所经过的历程，证明其在司法实践中必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一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对司法实践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为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个别法官的枉法裁判，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提供了一种进路。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案件时给予每个成员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机会以及不受他人干预的独立表决权，案件裁判结果由多数人意见决定。“显然你可以悄悄买通一(独任审判)、两个人(合议庭审判)，其至更多一些，但是你很难买通9个人(指审判委员会的人数，尽管原则上并不要求一致通过)”。
换言之，案件当事人试图利用非法手段左右审判委员会，使其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对其有利的判决，比左右独任庭、合议庭要困难得多。而且，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方式避免了其与当事人之间的接触，可以阻止当事人对案件审判结果施加不良影响。独任庭、合议庭成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或多或少都要接触当事人，至少与当事人在庭审中有一面之交，当事人一般都会向审判人员表明自己对案件裁判结果的期望，有的甚至会以某种暗示方式威胁审判人员，给审判人员造成心理压力，以迫使其作出某种于已有利的判决。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当事人无权参与讨论或旁听会议，审判委员会成员勿需考虑是否会遭遇当事人报复，思想上没有负担，可以客观公正地对案件作出判决。所以，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更容易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徇私枉法任意裁判，减少司法腐败，避免司法不公。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为从整体上保证对案件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现实质正义提供了保障。法官不是“自动售货机”，一边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另一边就可以得到公正客观的判决。案件审判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思维过程，而非机械地套用法律条文，他要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出基本的判断。在认定案件事实时，法官需要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考量，对其真伪性作出判断，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关联性），能否证明案件事实（是否充分），然后综合全案证据，根据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来认定案件事实。这实际上是一个心证形成与不断加强的过程。审判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适用相关法律对案件作出判决。
要做到对案件准确地适用法律，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法律条文。同样的规定常常因个人理解不同而导致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审判委员会成员多比独任庭、合议庭人数要多，能够集思广益，因而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在对案件事实认定上更易达到客观真实，适用法律更准确。审判委员会制度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统一该法院辖区的执法标准，达到该地区法制统一。
司法实践中，尤其在建国初期以及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审判委员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在减少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正义的误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
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目标和理想，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项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目标。正义通常被划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英国有句谚语：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其中的“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意指程序正义。
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置的初衷无疑是为了保障法律制度的正义。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对于程序正义的违背，终究使这一制度走向了它设立初衷的反面。
理论界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严重妨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当前庭审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障碍。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计理想基本落空，现实实践不幸进入了误区。
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建立与现实运行中有几个问题是没有解决好的。正义的理想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许多弊端，这又与其设立时的“先天不足”又不无关系。总结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现行审判委员会设立缺乏合理性，“先天不足”，学理上缺乏支持
我们认为，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设立缺乏合理性，违背了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从而影响了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不利于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不能保证裁定、判决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与诉讼程序的正义。
1． 委员会制度违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独立能够确保司法权的公正行使，避免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因受到外来干扰和影响而导致不公；保证法官公正无私地进行审判，无论判决是否对其有利，判决结果均为诉讼双方所普遍接受，从而增强法院、法官在人们心日中的威望，使法律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司法独立能否切实得到实现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
国际通行的司法独立原则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 一方面法院审判案件，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都不得对其施加压力，干预案件审判过程和判决结果;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各级法院院长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法院的整体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个人的真正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目标” ，是司法独立的最终表现。由于受司法机关行政化思想的长期影响，我国司法独立“强调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从事司法审判活动，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换言之，我国司法独立只是指法院独立，而不涉及法官个人独立的问题。 “民主集中制”在审判工作中集中体现于审判委员会制度之中，实际上构成了独任庭、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的一种“行政领导”关系，审判委员会、法院行政领导可以随时干预独任庭、合议庭审判案件，“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然而审判权的独立性实际体现在审判者依据其对事实的认识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对案件作出裁判，如果他的活动受到没有审理案件的人的影响和干扰，就不可能做到司法独立。因此，不可否认，审判委员员制度是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之一。
如果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审判独立的侵犯，那么试图通过这一制度设计来排除外界对司法审判的干扰就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2． 现行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及运行缺乏严格、公开、协调一致的立法
现代国家组织，尤其是审判组织必须是严格依法运行。在当今世界上法制完备的国家的法院组织法中，对审判系统内的任何—个机构或组织的设置及其运行，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并且彼此协调。各个机构都是与其整个司法系统协调一致的，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难保证程序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