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瑕疵的法律救济问题
　　　　　　　　　　　　　　　　　　　　——由公司法第111条展开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曲 峰、 李 锐

案情介绍

　　A有限公司与B有限公司于1998年共同出资设立C有限公司，A有限公司出资占总出资额70%，B公司占总出资额30%。

　　2000年3月，A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某授权该公司总经理王某出任C有限公司的股权代表。C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出资各方股东代表由出资方法定代表人出任或授权他人出任，参加股东会议，代表出资方行使股东权益；公司董事会应在股东会会议召开前15天书面通知双方股东，每年召开一次，经一方提议可以召开临时会议；股东会依据《公司法》及本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股东会的所有决议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股东通过方为有效。
2001年1月，王某向A有限公司申请辞职，同年4月12日王某向陈某（陈某为A公司的财务总监）出具书面委托，称委托陈某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活动，直至董事会委派新的人选为止。

　　2001年5月，C有限公司通知A有限公司和B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研究员工对C有限公司参股事宜。王某收到该会议通知后在通知上注明：“我已正式离开A公司，请直接与陈某接洽。” 6月8日，陈某与B公司代表曹某参加了C有限公司股东会并作出如下决议 ：同意A有限公司和C有限公司的经营骨干以现金出资，对C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陈某、曹某在决议上签字并分别加盖了A有限公司、B公司公章。

　　6月22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该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同日，C有限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如下：一、经营骨干以现金向C公司增资；增资后各方股东的投资额及投资比例为：A有限公司出资占40.83%，B公司占17.5%，10个自然人各占4.167%；曹某以B公司名义签字并加盖该公司公章。陈某以A有限公司名义签字并加盖A有限公司公章。陈某（与上称陈某为同一人）等10人在股东会决议上也分别签字，并随后修改了公司章程。

　　6月27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C有限公司的变更申请，颁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2001年7月，A有限公司下达任免通知，批准王某的辞职申请，免去其总经理职务，免去陈某财务总监职务。

　　2001年8月，A有限公司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2001年6月22日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2001年12月，A有限公司与季某等6人（10个自然人股东中的6人）分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上述六人各自将其在C有限公司中的4.167％的股权转让给A有限公司， 2002年5月，A有限公司将A有限公司职工的出资本金及相应利息支付给各出资职工。后由于上述六人拒绝办理有关股权转让的法律手续，A有限公司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A有限公司与上述六人之间的股权转让行为有效，并即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02年7月，C有限公司向A有限公司发出召开2001年度股东会的通知，A有限公司答复称：“我公司提议股东会讨论如下议案：……董事会由十名董事组成，……十名自然人股东应在十名自然人股东名单内推选董事，……”后季某等自然人股东拒绝参加股东会，会议未能召开。

法院观点及审判结果

　　原告A公司败诉，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C有限公司股东会于6月8日、6月22日作出的两份决议有效。

　　法院认为：（一）陈某参加C有限公司股东会所依据的是王某的授权，王某的辞职虽然发生在2001年1月，但直到2001年7月20日，A有限公司董事会才批准王某的辞职申请，从王某的辞职自申请到批准的期间长达半年这一事实来看，A有限公司董事会对总经理辞职这样重大的公司事务长时间不作任何决定，可以认为A有限公司董事会在事实上运行已经不十分正常，王某将权力转委托陈某是合理的。因此C有限公司向王某发出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是正当的，王某此时仍应有权转委托陈某参加C有限公司的股东会。

　　（二）在2001年4月直到同年7月期间，陈某事实上以A有限公司代总经理之职处理公司事务。因此陈某赴苏州参加股东会之时的身份不应再以财务总监、而应以A有限公司代总经理的身份看待。因此，陈某以此身份参加股东会并加盖公章这一事实本身，能够使被上诉人相信他能够代表A有限公司行使表决权。

　　同时法院认为A有限公司虽然一方面提起要求确认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无效的诉讼，另一方面又与季某等6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并以上述六人为被告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而后者必须以确认上述六人持有的股权合法存在为前提。同时，在对C有限公司召开2001年度股东会通知所作的回复中A有限公司再次表明了接受新增十名自然人股东的态度。因此A有限公司的上述行为表明其已经实际认可了C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A有限公司在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否定增资后股东资格的合法性的同时，又请求增资后的新增股东转让其持有的股权，这种截然相反、互相矛盾的法律行为所造成的在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律师评析——围绕股东会议瑕疵的法律救济问题展开

笔者围绕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展开分析，就股东会议瑕疵的法律救济问题阐析如下。

1．撤销股东会决议或确认无效的法律依据

　　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享有的这项诉权，有限公司的股东也同样应该享有，因为股东会决议的瑕疵或违法，同样会侵害有限公司股东的权益，为有限公司的股东提供一条诉讼救济的途径，也是符合公司法保护股东合法权益的精神。而且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受公司法的股东人数限制，法律关系相对简单，一般来说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和在审判实践中的难度也较股份有限公司小得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九条至四十一条也规定了股东有权提起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诉讼。《公司法（修改草案）》（2004年7月5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改草案》）也增加了股东有权提出撤销股东大会诉讼的内容。实践中，考虑到股东滥用“撤销权”可能对阻断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特别是针对上市公司的股东提出的这类诉讼，法院在受理的过程中显得非常谨慎。这种观点也得到某些地方法院的支持。

　　股东会决议《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局限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决议，对违反行政规章、公司章程的决议能否提起相同的诉讼，法律没有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关于股东会的规定可以分成程序性的规定和对决议内容的规定，从股东会的通知、召开、提议到表决，整个过程都必须置于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设置的框架内，程序上的瑕疵是否导致决议无效，在法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之下，也不可一概而论，需要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秉持公平的原则作出裁判。

　　审理本案过程中法院在判断C公司的两次股东会决议是否合法有效的时候，着重审查了如下三点：第一，陈某能否代表A公司参加股东会行使表决权；第二，股东会会议程序是否合法；第三，股东会决议内容是否合法。法院的审查大体上也依循着程序性和实体性同时进行的思路。同时因为股东会会议的程序性问题和股东会决议的实体性问题的合法有效与否都取决于陈某是否具有表决权的问题，法院将上述表决权问题独立出来进行综合考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方益顺、方深耕与祁门县凫峰乡恒丰村中心生产队房产纠纷案的批复

1985年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皖民他字（84）第9号关于方益顺、方深耕与祁门县凫峰乡恒丰村中心生产队房产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双方诉争之房屋原系方益顺祖上遗产，其父母死亡后，应有权继承其父母的遗产。但方益顺在土改前一直未主张权利，土改时其伯母张珍仂一人登记确权，张珍仂死后生产队将此房屋作绝产管理使用二十余年，方也未提出过异议。所以，房产权应视为属于张珍仂。张死后她的遗产就已转移归集体所有。方益顺现要求继承此遗产自不应支持。至于方深耕，因与张珍仂生前没有形成收养关系，就不存在继承的问题。因此，该遗产归集体所有为宜。

附：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方益顺、方深耕与祁门县凫峰乡恒丰村中心生产队房产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受理徽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报来请示的祁门县方益顺、方深耕与凫峰乡恒丰村中心生产队房屋纠纷一案，因涉及到继承多年前已经土改重新登记并处分过的祖遗房产问题，如何处理为妥，我们无一定把握，特转报你院请示，现将案情和拟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原告方益顺（又名方丽姿），女，59岁，汉族，安徽省祁门县人，系安徽省休宁县流口乡流口村第二生产队农民。
原告方深耕，男，34岁，汉族，安徽省祁门县人，系该县凫峰乡恒丰村中心生产队农民。
被告安徽省祁门县凫峰乡恒丰村中心生产队。法定代表人李民权，男，48岁，汉族，安徽省祁门县人，系该县凫峰乡恒丰村中心生产队队长。
原告方益顺的父亲方文义姐弟四人（姐姐方银花于1960年病亡，无后代；兄方文清、方文焕二人于1924年前病亡，均无后代，方文焕留遗孀张珍仂；方文义于1924年病亡，生有二女，长女方金好，次女方益顺）。方文义死后，方益顺姐妹由其母抚养，1939年方金好出嫁，1941年其母死亡，方益顺即随伯母张珍仂生活三年后于1943年出嫁。土改时，方益顺的二伯母张珍仂将方家祖遗座落在凫峰乡赤桥村北青柏段楼房19间、瓦房1间（祖上未分家析产）登记在自己名下。原告方深耕于1951年出生后由其父母作主将其过继给张珍仂作儿子仍由方生母哺乳。
1952年张珍仂病亡，方深耕父母帮助料理丧事，后分得了张珍仂的家具作为补偿。张珍仂死后，张土改登记的房屋由中心生产队管理使用。1978年中心生产队将该房屋拆除后建成生产队仓库。1979年3月方益顺以自己是张珍仂的侄女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继承上述遗产。1982年8月方深耕以他是张珍仂的继子为由起诉到法院要求继承张的全部遗产。案经祁门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方益顺自1943年出嫁后，与张珍仂无来往，相互之间未有权利义务关系；方深耕没有同张珍仂共同生活过，且张珍仂死亡时方深耕才2岁，双方没有构成收养关系。因此，方益顺、方深耕两人均无权继承张珍仂土改登记的房产。徽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第二审审理后一致认为，方深耕与张珍仂的收养关系不能成立，方深耕无权继承上述遗产。对方益顺能否继承上述房产，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方益顺于解放前已出嫁多年，土改房屋确权时没有主张自己的继承权，土改后多年直至中心生产队拆除上述20间房屋时也未曾提出异议，应视为方益顺自愿放弃继承权，维持祁门县法院驳回方益顺、方深耕起诉的裁定；另一种意见是：方益顺祖上未分家析产，土改时房屋虽由张珍仂登记，但不能看作房产归张个人所有。方益顺虽不是张珍仂的法定继承人，但她可以继承其父方文义一份应得的房产。方益顺没有主张自己的继承权利，是因为其公公土改时被镇压以及其丈夫被判刑劳改等政治原因，故不能视为方益顺自愿放弃继承权，应依法准予其继承其父那一份祖遗房产。案经我院讨论，一致认为方深耕与张珍仂的收养关系不能成立，方深耕无权继承张珍仂的遗产，对方益顺能否继承该遗产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方益顺与她的姐姐方金好共同继承其父方文义应得的一份祖遗房产，如方金好自愿放弃她应得的部分则可由方益顺独自继承；另一种意见认为方益顺、方金好虽然都是其父方文义祖上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但是方益顺、方金好二人均已出嫁多年。一直没有主张自己的继承权，且其祖上遗产房屋已经土改确权登记在其伯母张珍仂的名下，张珍仂死后中心生产队作为无主财产管理使用直至拆除该遗产，应视为该遗产已经处分，因此方益顺、方金好二人不能再主张继承。为了正确处理已出嫁多年的女儿继承生父母遗产和继承人继承已经处分过的遗产等类纠纷，特作以上请示，请予答复。
1984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