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12年5月7日，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检察院以全检刑诉[2012]5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马某犯盗伐林木罪，向全椒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马某，男，1967年7月10日出生于安徽省全椒县，汉族，中专文化，工人，住全椒县孤山林场家属院，系国营孤山林场职工，和王某共同承包经营孤山林场板栗山林木。2011年12月31日，马某和王某通过本场职工肖某介绍，欲将板栗山上的朴树卖给方老板。2012年元月1日下午，马某、王某、肖某、方老板一行四人开车到板栗山看树。看过树后，王某、马某答应方老板付一万元，可以在板栗山上挖朴树两天。元月2日方老板付给王某和马某树款一万元后，带人在板栗山上两天共挖取朴树14棵。经滁州市森源林产资源交易评估咨询有限公司鉴定，14棵朴树立木蓄积为2.67立方米。

　　另查明，马某、王某承包经营的孤山林场板栗山林木所用权属于国营孤山林场。案发后马某因生病不能亲自投案，委托其妻子邢女士代其到公安机关投案。2012年2月10日马某被全椒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17日被取保候审。2012年5月8日全椒县人民法院决定由全椒县公安局执行取保候审。归案后马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并将分得的所卖朴树款5000元全部退出上缴。

　　上述事实有证人方老板、肖某、邢女士、蔡某的证言，案件来源、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归案情况说明、法律手续，户籍证明，扣押物品清单、缴款书，现场勘验笔录、照片，鉴定报告，全椒县医院疾病诊断书，孤山林场退赃发票、收据、证明等证据证实，且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

　　评析：本案中，马某因病委托妻子代为投案，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成为该案定罪量刑的关键环节。刑法中关于因故委托亲属投案如何认定，有明确的规定。

　　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认定自首应符合以下条件：（一）自动投案。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另外，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的罪行，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对于自首犯适用该规定，具体确定从轻、减轻还是免除处罚，应当根据犯罪轻重，并考虑自首的具体情节。我国刑法采取相对从宽的原则，把自首量刑分为了三种情况区别对待：（一）、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宽处罚。这是我国刑法对自首以后予以从宽处理所做的原则性规定。（二）、犯罪较轻的自首，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三）、犯罪较重而自首的，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也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就是说犯较重罪行而自首的，一般只能从轻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对投案自首的犯罪人减轻或免除处罚，不仅能使司法机关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提高办案质量，还可以鼓励其他犯罪人自首，预防和减少犯罪，降低社会危害程度。

　　本案中，被告人马某伙同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盗伐国有立木蓄积2.67立方米林木，其行为已构成盗伐林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依法应当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案发后，马某委托其妻子代其投案，可视为其主动投案，归案后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是自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罪表现，全椒县司法局出具的《社区评估意见书》证明宣告缓刑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法院决定对其适用缓刑。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一审以犯盗伐林木罪判处被告人马某拘役四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作者单位：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
浅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中遇到的问题及对策

□徐蔚敏


普通程序简化审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准司法程序，经过近两年的试点以及理论界不断的利弊之争，于今年3月14日，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在全国各地全面推开。该《意见》的实施，在不违反刑诉法的前提下,简化了不必要的诉讼环节,使案件审理紧紧围绕重点和焦点进行,达到了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刑事案件多发，而司法资源有限，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既能提高诉讼效率，又能保证案件质量，使公正与效率有机统一，不失为当前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最佳方法之一。
然而，由于司法人员对《意见》条文内涵的理解等问题，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笔者试就此作一些分析，以求与同行探讨对策。
一、 《意见》实施中的遇到问题：
1、对条款理解不透，缩小了《意见》的适用范围。
根据该《意见》的规定，除第二条中列举的七种情形以外，只要是被告人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均可适用此《意见》审理。该《意见》第一条第二款还规定：“对于指控被告人犯数罪的案件，对被告人认罪的部分，可以适用本意见审理”。
实践中，因将《意见》中的“数罪”理解为异种数罪，即不同种罪名，而将同种数罪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
如被告人王某受贿近百次，受贿金额达50万元，其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中的绝大部分，表示认罪，只对其中3万元提出了辩解，予以否认。此案在审理中，由于公诉人和法官均认为：被告人所触犯的是一个罪名，而被告人又没有就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表示认罪，因此不能对全案简化审，也不能适用《意见》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实行部分简化审。最终，该案按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使庭审时间持续了整整两天，法庭调查显得拖沓冗长，重点不突出，庭审效果较差。
2、征询程序随意使用，有法官逼迫被告人认罪之嫌。
根据《意见》的规定，合议庭应在开庭审理案件前向被告人讲明有关的法律规定、认罪和适用本《意见》审理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确认被告人自愿同意适用本《意见》审理，并在开庭审理时，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再次核实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和是否同意适用《意见》进行审理。
由此可见，征询程序应当在法庭决定进行简化审之前运行。
实践中，法官在主持庭审过程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被告人对某些事实和情节提出辩解时，法官就会告知被告人：“你作这样的辩解，说明你不认罪，法庭将启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不能以你自愿认罪对你从轻处罚。”此时被告人为了得到从轻处理，常常欲言又止，最后不得不放弃自我辩护权，这不仅剥夺了被告人的抗辩权，不利于法庭查明案件事实，更给旁听群众造成法官先入为主，威胁被告人，庭审有失公正的印象。实质上也违背了实施该《意见》的初衷。
3、庭审中简化尺度把握不准，达不到预期效果。
尽管《意见》第七条对简化审理方式作了具体的规定，但操作中，往往因公诉人把握不住“度”，而出现示证过繁或过简两种倾向。
有的公诉人主张，只要被告人同意，程序怎么简化都可以，庭审讯问一概省略，对证据不分类别，不加任何说明，一古脑儿地出示，使被告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无法进行质证，只能表示认可，辩护人也无从发表质证意见，旁听人员更是不知所云。整个庭审流于形式不说，实质上也剥夺了被告人对某些可能影响定罪量刑情节的抗辩权；有的公诉人则机械地按《意见》的要求，将所有的证据毫无选择地全部加以出示，并对其证实的内容，统统作出较为详细的说明，又使庭审陷入了类似于普通程序的审理方式之中，既耽误了时间，也浪费不必要了人力、物力。
以上两种倾向都违背了庭审改革的指导思想，当简不简，当繁不繁，无法体现公正与效率的完整统一。
4、对“从轻”幅度把握不准，出现量刑过轻的倾向。
由于《意见》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因此，法官常常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充满好感，对其判处刑罚从轻辐度过大，甚至比同样罪行的自首犯，量刑更轻。由于刑期在法定量刑幅度之内，检察机关也不便提出抗诉。这样客观上造成了坦白比自首更能受到刑罚的优待，这显然与我国的自首制度和刑事政策相悖。
二、 改进现状的对策
1、正确理解《意见》的制订意图，准确把握适用范围。
根据刑法理论，根据行为人的数个行为符合的数个基本犯罪构成的性质是否相同，可以将数罪分为同种数罪和异种数罪。
在一定法律条件下，同种数罪因其数个行为触犯的是同一个罪名，而不须实行并罚；异种数罪因其触犯了数个不同的罪名，则必须实行并罚。但无论是否数罪并罚，同种数罪都是客观存在的。
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人自动投案后，仅如实交待了所犯同种数罪中的大部分，对其主动交待部分，仍可成立自首。同理，被告人对其所犯同种数罪中的一部分表示认罪的，也可以对此部分依《意见》实施审理。
如本院提起公诉的刘某受贿一案，公诉机关指控其受贿45起，受贿金额折合人民币9万余元。被告人只对其中的一起，受贿1万元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而对其余部分均表示认罪。对其认罪部分，合议庭在征得控辩双方同意后，实行了简化审理，而仅就其有辩解的部分，进行普通审，这样，整个庭审时间，比以往实行普通程序审理的类似案件缩短了70%，既实现了诉讼经济，又突出了庭审重点，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笔者认为，同种数罪应包括在“数罪”的范畴之内，对此类案件，适用《意见》进行简化审理，符合《意见》的精神。
2、调整和加强庭前程序，保证简化庭审程序的顺利实施。
为了适应简化庭审程序的需要，应对庭前程序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加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⑴、加强庭前审查，严把案件质量关。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是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的事实条件，因此，适用《意见》简化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不能降低刑事证明标准。公诉机关必须在复核主要证据；排除疑问证据；完善薄弱证据；加固关键证据及否定虚假证据后，确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才能建议启动简化审理程序。这是适用《意见》审理案件的前提和基础。
⑵、改革起诉书的制作，以利于简化程序的顺利启动。
由于起诉书的指控是被告人能否决定认罪的基础，因此，检察机关对建议适用《意见》审理的案件，应走出“一句话”的误区，尽可能地在起诉书中详细写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内容等，让被告人一目了然，慎重地作出程序选择。
⑶、大胆实行庭前证据开示，为适用简化审理程序创造有利条件。
有些案件证据种类、数量较多，无法在起诉书及证据目录中列举实质性内容，对此类案件在有辩护人的情况下，通过庭前证据开示，使被告方尽量充分掌握证据，可以保障被告人做出明智的选择，为简化庭审示证打下基础。
3、调整出庭公诉方略，体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⑴、合理调整示证节奏，使庭审繁简得当。
适用《意见》简化审理的案件，应根据个案特点，制作示证预案。对证据较少的，可以对主要证据的种类，证明的实质内容一并出示，集中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种类较多或证据数量较多的，可以分类或分组出示，对每组或每类证据所能证实的内容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情节之间的关联性作出简要说明，就每组证据进行质证。但对于被告人提出异议的证据，仍应当针对性地详细出示，并质证，做到重点突出，繁简适度。
⑵、履行监督职能，维护司法公正。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在新的庭审方式中，公诉人的职责仍然是双重的，即代表国家进行公诉、支持公诉和对庭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作为适用《意见》进行简化审理的案件，应在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实现诉讼成本的节约。
因此，笔者认为，庭审中，被告人对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提出异议时，公诉人应主动根据《意见》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向法庭全面出示、宣读相关证据，必要时，应建议法庭恢复普通程序审理，以避免法官反复使用告知程序，给被告人施加压力，导致被告人违心地作出有罪答辩，以确保被告人能最终获得公正的审判。
⑶、提出量刑建议，从程序上保证量刑公正。
修订后的刑诉法确立了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平等性和抗辩性。适用《意见》简化审理的案件，对定罪问题一般没有争议，主要就量刑进行对抗，只有公诉人提出了具体的量刑建议和理由，辩护方才能发现公诉人在量刑情节和刑事政策的适用上的遗漏或错误，有效地展开量刑答辩，双方充分阐述各自的量刑观点和理由，使合议庭在综合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判决，避免出现量刑过轻的现象。
笔者认为，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的诉讼环节越提前，律师量刑辩护的机会就越多，效果就可能越好。对全案实行简化审理的，可以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以便被告人决定是否认罪；对案件部分简化审理的，可以在公诉意见中提出量刑建议。以便被告人对自己可能被判处的刑罚，有感性认识，避免判决之后，又提出上诉，不仅不能节约诉讼成本，反而浪费了诉讼资源。
因此，通过对于此类案件提出量刑建议，不仅能提高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公正性和可预测性，也对“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在实践中的有效运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