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修正）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农业部发布根据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农业部令第39号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植物检疫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国内农业植物检疫，不包括林业和进出境植物检疫。
第三条 农业部主管全国农业植物检疫工作，其执行机构是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主管本地区的农业植物检疫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农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负责执行本地区的植物检疫任务。
第四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的职责范围：
（一）农业部所属植物检疫机构的主要职责：
1．提出有关植物检疫法规、规章及检疫工作长远规划的建议；
2．贯彻执行《植物检疫条例》，协助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3．调查研究和总结推广植物检疫工作经验，汇编全国植物检疫资料，拟定全国重点植物检疫对象的普查、疫区划定、封锁和防治消灭措施的实施方案；
4．负责国外引进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国家禁止进境的除外）的检疫审批；
5．组织植物检疫技术的研究和示范；
6．培训、管理植物检疫干部及技术人员。
（二）省级植物检疫机构的主要职责：
1．贯彻《植物检疫条例》及国家发布的各项植物检疫法令、规章制度，制定本省的实施计划和措施；
2．检查并指导地、县级植物检疫机构的工作；
3．拟订本省的《植物检疫实施办法》、《补充的植物检疫对象及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其他植物检疫规章制度；
4．拟订省内划定疫区和保护区的方案，提出全省检疫对象的普查、封锁和控制消灭措施，组织开展植物检疫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5．培训、管理地、县级检疫干部和技术人员，总结、交流检疫工作经验，汇编检疫技术资料；
6．签发植物检疫证书，承办授权范围内的国外引种检疫审批和省间调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检疫手续，监督检查引种单位进行消毒处理和隔离试种；
7．在车站、机场、港口、仓库及其他有关场所执行植物检疫任务。
（三）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的主要职责：
1．贯彻《植物检疫条例》及国家、地方各级政府发布的植物检疫法令和规章制度，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传普及检疫知识；
2．拟订和实施当地的植物检疫工作计划；
3．开展检疫对象调查，编制当地的检疫对象分布资料，负责检疫对象的封锁、控制和消灭工作；
4．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繁育基地执行产地检疫。按照规定承办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调运检疫手续。对调入的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必要时进行复检。监督和指导引种单位进行消毒处理和隔离试种；
5．监督指导有关部门建立无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繁育、生产基地；
6．在当地车站、机场、港口、仓库及其他有关场所执行植物检疫任务。
第五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植物检疫人员，并逐步建立健全相应的检疫实验室和检验室。
专职植物检疫员应当是具有助理农艺师以上技术职务、或者虽无技术职务而具有中等专业学历、从事植保工作三年以上的技术人员，并经培训考核合格，由省级农业主管部门批准，报农业部备案后，发给专职植物检疫员证。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可根据工作需要，在种苗繁育、生产及科研等有关单位聘请兼职植物检疫员或特邀植物检疫员协助开展工作。兼职检疫员由所在单位推荐，经聘请单位审查合格后，发给聘书。
省级植物检疫机构应充实、健全植物检疫实验室，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应根据情况逐步建立健全检验室，按照《植物检疫操作规程》进行检验，为植物检疫签证提供科学依据。
第六条 植物检疫证书的签发：
（一）省间调运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及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由省级植物检疫机构及其授权的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签发植物检疫证书；省内种子、苗木及其他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调运，由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签发检疫证书。
（二）植物检疫证书应加盖签证机关植物检疫专用章，并由专职植物检疫员署名签发；授权签发的省间调运植物检疫证书还应当盖有省级植物检疫机构的植物检疫专用章。
（三）植物检疫证书式样由农业部统一制定。证书一式四份，正本一份，副本三份。正本交货主随货单寄运，副本一份由货主交收寄、托运单位留存，一份交收货单位或个人所在地（县）植物检疫机构（省间调运寄给调入省植物检疫机构），一份留签证的植物检疫机构。
第七条 植物检疫人员着装办法以及服装、标志式样等由农业部、财政部统一制定。

第二章 检疫范围
第八条 农业植物检疫范围包括粮、棉、油、麻、桑、茶、糖、菜、烟、果（干果除外）、药材、花卉、牧草、绿肥、热带作物等植物、植物的各部分，包括种子、块根、块茎、球茎、鳞茎、接穗、砧木、试管苗、细胞繁殖体等繁殖材料，以及来源于上述植物、未经加工或者虽经加工但仍有可能传播疫情的植物产品。
全国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由农业部统一制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补充的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农业部备案。
第九条 根据《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和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省间调运植物、植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况的必须实施检疫：
（一）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在调运之前，都必须经过检疫；
（二）列入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植物产品，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必须经过检疫；
（三）对可能受疫情污染的包装材料、运载工具、场地、仓库等也应实施检疫。

第三章 植物检疫对象的划区、控制和消灭
第十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对本辖区的植物检疫对象原则上每隔3～5年调查一次，重点对象要每年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编制检疫对象分布资料，并报上一级植物检疫机构。
农业部编制全国农业植物检疫对象分布至县的资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制分布至乡的资料，并报农业部备案。
第十一条 全国植物检疫对象、国外新传入和国内突发性的危险性病、虫、杂草的疫情，由农业部发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补充的植物检疫对象的疫情，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发布，并报农业部备案。
第十二条 划定疫区和保护区，要同时制定相应的封锁、控制、消灭或保护措施。在发生疫情的地区，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按照《植物检疫条例》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派人参加道路联合检查站或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植物检疫检查站，开展植物检疫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应当就本辖区内设立或者撤销的植物检疫检查站名称、地点等报农业部备案。
疫区内的种子、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只限在疫区内种植、使用，禁止运出疫区；如因特殊情况需要运出疫区的，必须事先征得所在地省级植物检疫机构批准，调出省外的，应经农业部批准。
第十三条 疫区内的检疫对象，在达到基本消灭或已取得控制蔓延的有效办法以后，应按照疫区划定时的程序，办理撤销手续，经批准后明文公布。

第四章 调运检疫
第十四条 根据《植物检疫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规定，省间调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按照下列程序实施检疫：
（一）调入单位或个人必须事先征得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或其授权的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同意，并取得检疫要求书；
（二）调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或其授权的当地植物检疫机构，凭调出单位或个人提供的调入地检疫要求书受理报检，并实施检疫；
（三）邮寄、承运单位一律凭有效的植物检疫证书正本收寄、承运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
第十五条 调出单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或其授权的地（市）、县级植物检疫机构，按下列不同情况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一）在无植物检疫对象发生地区调运植物、植物产品，经核实后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二）在零星发生植物检疫对象的地区调运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时，应凭产地检疫合格证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三）对产地植物检疫对象发生情况不清楚的植物、植物产品，必须按照《调运检疫操作规程》进行检疫，证明不带植物检疫对象后，签发植物检疫证书。
在上述调运检疫过程中，发现有检疫对象时，必须严格进行除害处理，合格后，签发植物检疫证书；未经除害处理或处理不合格的，不准放行。
第十六条 调入地植物检疫机构，对来自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的应检植物、植物产品，或者其他可能带有检疫对象的应检植物、植物产品可以进行复检。复检中发现问题的，应当与原签证植物检疫机构共同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由复检的植物检疫机构按照《植物检疫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五章 产地检疫
第十七条 各级植物检疫机构对本辖区的原种场、良种场、苗圃以及其他繁育基地，按照国家和地方制定的《植物检疫操作规程》实施产地检疫，有关单位或个人应给予必要的配合和协助。
第十八条 种苗繁育单位或个人必须有计划地在无植物检疫对象分布的地区建立种苗繁育基地。新建的良种场、原种场、苗圃等，在选址以前，应征求当地植物检疫机构的意见；植物检疫机构应帮助种苗繁育单位选择符合检疫要求的地方建立繁育基地。
已经发生检疫对象的良种场、原种场、苗圃等，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封锁消灭。在检疫对象未消灭以前，所繁育的材料不准调入无病区；经过严格除害处理并经植物检疫机构检疫合格的，可以调运。
第十九条 试验、示范、推广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必须事先经过植物检疫机构检疫，查明确实不带植物检疫对象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后，方可进行试验、示范和推广。

第六章 国外引种检疫
第二十条 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国家禁止进境的除外），实行农业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两级审批。
种苗的引进单位或者代理进口单位应当在对外签订贸易合同、协议30日前向种苗种植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提出申请，办理国外引种检疫审批手续。引种数量较大的，由种苗种植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植物检疫机构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农业部农业司或其授权单位审批。
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的在京单位、驻京部队单位、外国驻京机构等引种，应当在对外签订贸易合同、协议30日前向农业部农业司或其授权单位提出申请，办理国外引种检疫审批手续。
国外引种检疫审批管理办法由农业部另行制定。
第二十一条 从国外引进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必须符合下列检疫要求：
（一）引进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单位或者代理单位必须在对外贸易合同或者协议中订明中国法定的检疫要求，并订明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政府植物检疫机关出具检疫证书，证明符合中国的检疫要求。
（二）引进单位在申请引种前，应当安排好试种计划。引进后，必须在指定的地点集中进行隔离试种，隔离试种的时间，一年生作物不得少于一个生育周期，多年生作物不得少于二年。
在隔离试种期内，经当地植物检疫机关检疫，证明确实不带检疫对象的，方可分散种植。如发现检疫对象或者其他危险性病、虫、杂草，应认真按植物检疫机构的意见处理。
第二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主管部门应根据需要逐步建立植物检疫隔离试种场（圃）。

第七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三条 凡执行《植物检疫条例》有下列突出成绩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农业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农业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在开展植物检疫对象和危险性病、虫、杂草普查方面有显著成绩的；
（二）在植物检疫对象的封锁、控制、消灭方面有显著成绩的；
（三）在积极宣传和模范执行《植物检疫条例》、植物检疫规章制度、与违反《植物检疫条例》行为作斗争等方面成绩突出的；
（四）在植物检疫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上有重大突破的；
（五）铁路、交通、邮政、民航等部门和当地植物检疫机构密切配合，贯彻执行《植物检疫条例》成绩显著的。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植物检疫机构处以罚款：
（一）在报检过程中故意谎报受检物品种类、品种，隐瞒受检物品数量、受检作物面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二）在调运过程中擅自开拆检讫的植物、植物产品，调换或者夹带其他未经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或者擅自将非种用植物、植物产品作种用的；
（三）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的；
（四）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第十条规定之一，擅自调运植物、植物产品的；
（五）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试验、生产、推广带有植物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或者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经批准在非疫区进行检疫对象活体试验研究的；
（六）违反《植物检疫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不在指定地点种植或者不按要求隔离试种，或者隔离试种期间擅自分散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
罚款按以下标准执行：
对于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对于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0000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
有本条第一款（二）、（三）、（四）、（五）、（六）项违法行为之一，引起疫情扩散的，责令当事人销毁或者除害处理。
有本条第一款违法行为之一，造成损失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责令其赔偿损失。
有本条第一款（二）、（三）、（四）、（五）、（六）项违法行为之一，以营利为目的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没收当事人的非法所得。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植物检疫机构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做出处罚决定的植物检疫机构的上一级机构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植物检疫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国内植物检疫收费办法由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统一制定。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在内。
本实施细则所称“疫情”，是指全国植物检疫对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补充的植物检疫对象、国外新传入的和国内突发性的危险性病、虫、杂草以及植物检疫对象和危险性病虫杂草的发生、分布情况。
第二十八条 植物检疫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必须以国务院发布的《植物检疫条例》为准，任何与《植物检疫条例》相违背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均属无效。
第二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3年10月20日农牧渔业部发布的《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同时废止。


多边贸易体制下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现状、挑战及对策

张晓君 张颖璐

【摘要】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后，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现状是贸易顺差优势渐逝，遭遇壁垒狙击不断，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经营模式分散等。而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下的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加剧，主要发达成员方加大对国内农业政策的调整和支持力度，中国在入世承诺的让步和自身农业政策支持的薄弱，使得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面临着严竣挑战。因此，应合理利用多边贸易规则，构建较为现实的农业政策。立足国情，构建强有力的农业支持政策。善用谈判策略，更好地在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维护利益。
【关键字】多边贸易体制 农产品贸易 现状 问题与对策


一、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后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现状
（一）农产品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该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为279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160.7亿美元，进口额为113.8亿美元。2002年，在入世后的第一年，我国农产品市场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农产品出口额在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进口额度也有所上升，1－11月份，农产品贸易顺差4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1％。[1]。到了2003年，农产品贸易出现了三个“新高”，即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均创历史新高，农产品出口额214.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1％；农产进口额189.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2.1％，但农产品顺差为25亿美元，同比下降56.1％。但是，该年却是我国农产品贸易自1990年以来顺差较少的年份。[2] 2004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情势急转直下，入世风险凸现，虽然农产品进出口额继续保持双增长，但进口增幅已大大超过出口增幅，据官方统计，2004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14.2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233.9亿美元，进口额为280.3亿美元，农产品贸易由上年顺差25.0亿美元转变为逆差46.4亿美元。这是我国首次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出现贸易逆差的一年，而这一逆转的出现仅仅是在我国入世后的第三年。进入2005年以来，尽管我国农产品出口形势有所好转，但总体贸易环境和发展形势仍不容乐观。 （二）农产品贸易遭遇壁垒狙击 入世第一年的2002年，欧盟以我国的水产品中氯霉素含量超标为由全面封杀我动物源性食品的出口，导致2002年上半年对欧盟畜产品出口降幅超过30％；同年，日本以中国产冷冻菠菜中的农药超标为由，于2002年7月17日通过新的《食品卫生法》，全面禁止中国某些蔬菜的进口，根据新的法律，在有关食品存在安全性问题，并且在日本认为出口国安全措施不充分之际，在厚生省劳动大臣认为有必要时，日本政府可对出口国家或厂商的食品采取禁止进口措施。[3]早在2000年日本就曾对我国大葱、香菇和灯心草征收特别关税，这一曾被预言为入世后中国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第一案的中日农产品贸易争端，虽最终由双方协商解决，但种植这三种作物的中国农民利益遭到了严重损失。此外，入世后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待定使得反倾销也易成为其他成员方限制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常用手段。
随着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竞争加剧，各国贸易壁垒的种类繁多，不断创新，如食品检验标准、国有贸易问题、基因工程作物以及劳工和环境标准等等均构成了新的农产品贸易壁垒，特别是国外
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农产品贸易产生了现实的和潜在的巨大影响，这对以传统农产品贸易为主的我国农业而言，将减弱农产品的竞争力，使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萎缩，甚至于有些农产品已经被迫退出市场，这是我国农产品出口发展的一个实质性障碍的因素。 （三）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经营模式分散
我国农产品以初加工产品为主，深加工能力不强，而深加工的价值及其附加值较初加工产品的大的多。在出口的农产品中，初加工产品占到80％，而深加工产品仅占20％，造成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影响了我国农产品贸易的整体品质和收益。此外，我国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和设备较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例如，发达国家已普遍采用了水果摘后预冷、贮藏、洗果、涂蜡、分级和冷藏运输等规范配套的处理方式，产后商品化处理量几乎达到100％，而我国包括简易的手工分级在内的商品化处理量还不到总产量的1％。农产品加工的技术和设备问题增加了我国农产品的成本，也影响了农产品质量的提高。
此外，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仍然是极其分散的农户，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使绝大多数出口农产品的生产仍属于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方式，缺乏一种能够把农民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组织起来的流通合作组织，缺乏具有流通经营实力的农业企业参与国内外市场的销售。此种分散经营模式不易形成规模效应，不利于成本的减少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制约了我国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发展。 二、多边贸易体制下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保护主义
农产品贸易已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首先，在灾害、饥荒等短缺时期，各国通常采取出口限制以保证国内的食品供给，一国从国外进口食品的渠道被封闭，自给自足便成为贸易保护的借口；其次，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增长和技术发展使工业生产的机会成本下降，而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相对上升，其比较优势随着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逐步丧失，而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直接关系农民的生存和福利；在西方普遍代议制的国家，农产品贸易问题常常成为各政党为农民选票之争而关注的问题，农产品贸易保护也成为了院外活动力量有效游说的结果。尽管农产品贸易纳入到了多边贸易体制下，向贸易自由化迈进，并达成了《农业协议》，但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是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均衡以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差别和矛盾，决定了《农业协定》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它只是成员间利益妥协的结果。因此，多哈发展议题中的农业问题在后续谈判中也常处于一种利益尖锐冲突的尴尬处境。
（二）WTO主要成员方的农业政策调整和支持
WTO《农业协定》虽然是一个近乎于框架性的、松散的协议，但它毕竟是一个多边承诺，对各成员方规定了相应的义务。各主要发达成员方为应对协定对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补贴等农业政策的要求，克服世界农产品价格补贴带来的市场价格扭曲、农业生产效率下降的弊端，纷纷对其国内政策进行调整增强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入世伊始，美国即开始实行新的农业政策，确定了直接支持农民收入的政策，并计划在7年内给农民的收入补贴达到356亿美元；同时推出“作物收入保险计划”和“市场损失补助”，帮助农民克服市场经营风险与自然风险；在补贴政策上的新举措有“营销援助贷款和贷款差价支付”、直接支付、反同期支付等；在补贴政策的弹性上以不挂钩的直接补贴替代了典型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2002年美国又通过了新的农业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决定在未来10年内给农业拨款1910亿美元，较目前实行的补贴增加了80％，在价格支持和收入政策、农产品储备计划、出口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国内农业安全、教育研究和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美国现行农业政策的调整将逐步把价格保护政策转化为直接补贴政策，例如，过去美国对花生、牛奶等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政策，但是众议院农业委员会已经提出用对花生和牛奶的直接补贴来替代价格支持，并由政府对花生配额持有者的配额的价值损失进行补贴。这既保护了国内农业、不影响出口竞争力，同时符合WTO的规则，可谓两全之策。在保持和扩张海外市场的农产品出口政策上，美国还制定了三点政策：首先是出口补贴计划，以降低农产品价格，拓展海外市场；其次是通过对出口商提供信贷担保，鼓励出口商将农产品销往国外；最后是利用大国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不同性质的经济援助作为其向那些国家出口农产品的条件。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下，美国出口竞争力必然增强。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其在农业政策上的调整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将是巨大而深远的。
欧盟在农业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四个方面。一是制定了“共同农业政策”（CAP）将农产品价格降到国际价格水平，农民的收入损失由欧盟补贴；二是对土地休耕、保护农业生态等实行补贴；三是降低价格支持和出口补贴；四是建立欧盟内农产品自由流动，限制外来农产品进入（征收进口差价税的）的机制，设定405亿欧元的补贴额上限。
日本在农业政策上的举措主要有三项。一是推行新粮食法，减少大米流通的政策管制比例，允许5年内进口大米达到本国消费量的8％；二是颁行大米流通法，农业基本法及农业改革方案，逐步减少粮食的价格支持，加大一般服务及农业公共品的投入；三是农民投资建立和改造农业生产设施，可以获得政府65％－85％的补贴及部分贷款，拓宽农业投资渠道及融资渠道，其补贴额仍高达204亿美元。[5]
（三）主要发达成员方不断构筑新的贸易壁垒。
多边贸易体制允许成员方基于人类动植物健康的安全等原因而背离贸易自由化。典型的如《卫生与动植物措施协议》（以下称“SPS”），其规定各成员方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保护人类与动植物的健康，人畜食物免遭污染物、毒素、添加剂的影响，确保人类健康免遭进口动植物携带疾病而造成的伤害。《技术贸易壁垒协议》（以下称“TBT”）也包含了类似的例外内容。而上述背离的条件过于宽泛，没有可供成员方遵循的统一标准和水平。这就为一些发达成员国家灵活利用规则的缺漏，利用自己在农产品技术和标准方面的优势，以打着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为由，实施超出发展中成员方所能接受的标准，实现其贸易保护的目的。这些发达成员方在制定的进口农产品标准和技术法规方面，已不再是简单的涉及单项残留、单一残留，而是转向多项残留、体系控制的形式，并对出口成员方生产企业的生产过程和加工方式的安全卫生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以此进行检查、认可和注册，有效地阻止国外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或增加其准入难度，从而实现对其国内农业的保护。勿庸置疑，一些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水平和组织管理上确实较发展成员方要先进得多，其采用的标准也较发展中成员方高，但是，其无视发展中成员方的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和资金匮乏，动辄以人类动植物健康为由限制农产品进口，实质上是一种新的贸易壁垒。这也是我国的农产品频频遭遇国外贸易壁垒的狙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我国入世时在农业领域的退守
我国在入世谈判时，在农业领域的具体承诺上作出了较大让步，对我国农产品贸易造成的影响是极大，主要的承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市场准入方面，中国承诺入世后对所有农产品的关税均实行上限约束，并且将算术平均关税率由目前的21％降低到2004年的17％。对过去实行外贸计划管理的重要农产品，如粮食、植物油、棉花、羊毛、食糖和橡胶等采取关税配额制度。
实际上，由于我国多年来关税水平总体偏高，有些小额商品关税税率多在50%－70%之间，有的甚至高达150％－180％，平均关税税率为40.3％，关税承诺将导致大量农产品涌入我国市场；同时，我国还采用各种非关税措施，对粮、油、棉、糖等主要农产品进行进口配额管理、进口许可证管理，对我国国内农产品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在国内支持方面，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是10％的微量允许标准。我国承诺的是：（1）中国在基期中的AMS水平为零。（2）中国用于整个农业的一般性支持和用于特定商品的支持均采用8.5％这一微量允许标准，这一幅度介于适用于WTO发展中国家成员和发达国家成员的一般标准之间。（3）计算中国的AMS指标时，将包括按照农业协定第6条第2款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豁免的三项措施开支，即为了鼓励农业和农村发展，给予所以农民的一般性投资补贴、给予资源贫乏地区农民的投入补贴和引导农民停种非法麻醉作物的补贴。（4）中国的AMS按每年的实际产值比例计算，而不是固定在某一特定基期时的水平。
补贴方面，由于我国1986－1990年的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美国由此推断我国对农产品存在较大的补贴，要求在入世后取消全部出口补贴，不享受普通发展中国家享有的在1995年－2004年的10年间，将有补贴的农产品数量减少14％的待遇，中国接受了这一要求。在中国入世议定书中，中国承诺对农产品出口不实行补贴。
反观美国和欧盟，都保持了一定数量的出口补贴，而我国重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资源配置又缺乏效率，生产成本以平均每年10％以上的速度逐年递增，小麦、玉米、大豆、棉花、油料、食糖料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高出国际市场价格，出口补贴的取消，进一步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国外农产品打开我国内市场之际，又无法加强外销，造成了大量农产品的积压，粮食剩余区增加，国内市场供求严重失调等问题。
（四）我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薄弱
我国长期以来采取农业支持工业的产业倾斜政策，对农业支持重视不够、效果不明显，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农业出口竞争力。
在农业国内支持数量上，从1996年－1998年我国对特定农产品的年平均AMS为－252亿元，也就是说，政府对农民不是采用价格支持而是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国家干预价格，从农民手中掠夺走了252亿元的利益；现在我国政府每年对农业实际补贴率虽为财政支出的2％－3％，但仍大大低于8.5％的入世承诺标准，仅相当于欧盟的1/10，美国的1/4，这样的支持水平是很难适应发展优质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的。
在农业国内支持措施的适用上， WTO贸易规则规定的“绿箱”措施共有11类，而我国目前仅使用了6类，还有5类没有启用，“黄箱”措施的适用也很少，即使已经适用的“黄箱”措施，其实施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比如，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很少，主要采取间接补贴。同时对农民培训的支出力度不够，仅占一般政府服务的2.1%,导致农民的人力资本匮乏，对农业补贴采用“暗补”，即通过补入流通、服务“折射”给农业和农民的方式也是对农民开发、经营土地，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推进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经营，实现农业的“两高一优”的目标帮助甚微的。失去了以农业补贴政策措施给农民直接提供“激励——约束”机制的机会；此外，我国农业补贴重点不够明确，补贴几乎涉及到化肥、农药、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诸多方面，并且未区分地区和人群，对农业结构调整补贴力度欠缺，即使是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也同样面临资金紧缺的状况。[6]
在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分类和范围方面，与WTO有关规则相比较仍有较大出入，我国是按支持对象和支持功能分类的，如“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事业费”等，而WTO规则中的分类是按农产品自由贸易和生产的影响程度分类的，如“绿箱”、“黄箱”措施等，我国现行的农业财政支出范围一般包括直接的农业财政支出，而WTO的农业支持范围除了我国的支持重点外，还包括农产品流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内粮食援助等。[7]
三、多边贸易体制下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对策
农产品贸易的国际化发展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出口创汇上，而且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推动、就业机会的创造、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尤其是在农民就业渠道的拓宽、收入的增加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竞争力的提高上都是有极为深远的战略意义的。因此，为应对复杂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发展环境、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就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农业支持法律政策，以促进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快速且可持续的发展：
（一）合理利用多边贸易规则，构建较为现实的农业政策
在关税保护上，由于农产品涉及范围广泛，总体关税水平是用简单的算术平均得到的，因此，可以通过对小额农产品和优势产品实施低关税，来保证对大宗重要农产品进行高度关税保护；此外，还可以效仿日本入关后建立的紧急关税制度、关税配额、季节关税等特殊关税，在开放中保护农业政策的灵活多样性；在关税配额管理上可以采取拍卖的方式，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将进口配额批给出价最高的进口商，进口商为了弥补高额代价获得的配额势必在进口商品过程中提高价格，从而减少对我国农产品的冲击。
在利用“黄箱”措施方面，我国应当采取以微量标准为限，对受冲击较大的农产品进行补贴；将某些非特定农产品的支持转为对特定农产品的支持，比如原来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属于对非特定农产品的补贴，那么，现在对小麦、玉米、大米和棉花这些特定农产品的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进行补贴时，农民可以根据其出售给政府的数量，凭发票直接领取补贴，然后在市场上自由采购。对特定农产品以及大豆的种子补贴比例应控制在20％左右。
当然，从长远来看，运用关税措施和“黄箱”措施并非是明智之举。首先，从《农业协定》的规定来看，尽管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取消贸易保护（如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出口补贴（出口财政补贴和出口信贷贴息）和生产补贴（“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下的各种补贴）等农业保护措施，但其实施的空间将越来越小，“黄箱”政策即农业保护的主体部分，作为主要减让对象为WTO所禁止或限制；“蓝箱”政策是一种过渡性的农业保护政策安排，从长远看，也属于“清箱”的政策工具；而农业支持是“对贸易不发生或最低程度发生扭曲”的“绿箱”政策，不在减让之列，可以加限制的使用。因此，根据协议，大幅减少直接补贴，增加农业支持力度才是适时、创世之举。
此外，对于针对我国的歧视性的不公平的限制农产品贸易的做法，经磋商不成，可以考虑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构，求得公正解决。
（二）立足国情，构建强有力的农业支持政策
从我国国情出发，尽早减少和改革低效率的以价格支持政策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保护政策，将资金用在对农民收入、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信息服务和市场营销服务上去，将农业支持政策作为农产品贸易的长期政策安排，才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1．加强对农业支持的针对性、集中性，提高支持力度。（1）向低收入农业生产者发放“绿箱”收入补贴支持。在粮棉油等受冲击严重的主产区，对年平均现金收入600元以下的纯农户和一兼户，根据受冲击后产品的积压程度，直接给予不同等级的收入补贴。政府根据当地农民的收入分布状况，分配享受补贴的人员指标。[8]（2）增加农业科研补贴投入、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根据产品特性、技术类型、公益性程度及产权保护程度对农业科研项目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重点用于国家及省级农业科研院所基础性、公益性、风险大的高新技术、前瞻性研究领域，搭建种质资源和技术平台，为地方农业科研院所及企业提供育种材料，引导企业在中下游跟进；加强动植物品种资源保护和转基因工程研究，以保证农业有充足的技术储备，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增加深加工农产品的出口数量，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摆脱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困境；提高对农民培训费用的补贴，尤其是对冲击严重的主产区农民的培训；通过对非政府机构创办的培训机构的资助，加大其对培训农民的投入。（3）对优质出口基地建设的支持。国家投资除用于粮棉油糖生产基地建设之外，还应安排一部分资金建设一批符合国际卫生检疫标准的优质农产品出口基地，提高茶叶、蔬菜、花卉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的竞争力，以弥补我国取消出口补贴带来的贸易损失。（4）增加对市场营销服务专项资金的投入。将在其它项目中的市场营销中的回笼资金和新投入的资金用于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博览会以吸引国内外企业的订购；设立农民专业协会、农业网络公司为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搜集资料和价格信息；减免农产品广告的税收，统一做当地特色农产品的公共广告等。
2．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增强农业抵御风险。农业保险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施农业支持政策的一项重要手段和方式。我国由于农业政策性强、风险大、赔付率高，而少有保险公司愿意经营农业保险，因此可以考虑建立以政府政策性保险为主导、以农民合作保险为主体、以商业性保险为补充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具体包括：（1）设立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为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2）中央财政每年按一定比例拨付资金建立国家农业保险基金，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等；（3）条件好的地区可由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联合经营农业保险；（4）给予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以利于其总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5）建立农民收入保险制度，为维持农民最低收入水平提供保障，帮助农民化解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6）为了鼓励农产品的外销，可以对出口创汇产品进行保险。
3．加强农业环境建设。（1）强化对农民的环境保护和农业生态平衡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环境保护意识。（2）加强县、乡两级环保机构的建设，配备高素质的环保专业人才。（3）制定和完善农业环境管理技术标准及检测信息系统，为农业环境管理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4）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政策与制度，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政策研究，建立农业环境管理制度。（5）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借鉴发达国家有效的农业环境管理制度，引进先进的环境保护技术，利用外资发展环保农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相互认证，和国家签订互认协议，使农产品取得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6）扶持生态脆弱地区以使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坡改梯力度。在中国坡耕地综合治理力度，是减少水土流失、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9]
此外，由于我国农产品的技术和标准较低，这使得入世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的“门槛”低了，而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仍居高不下，这将严重影响到国内农产品市场份额和出口的竞争力。可以说，农产品标准和安全、卫生、转基因产品等问题是困扰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我国应适时地制定和有选择地实施一批与国际和一些发达成员方接轨的质量、检疫标准和法律法规。特别还应对涉及到人类健康和安全问题的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制订严格的检疫标准。在国内改革检疫管理体制，改变以往只注重最终产品的检验检疫的管理模式，加强对产品来源地实施有效监控，以减轻我国农产品在国内市场所面临的竞争压力。
（三）善用谈判策略，更好地在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维护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