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昌府办[2006]88号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昌江黎族治县“三农”、中小企业贷款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昌江黎族自治县“三农”、中小企业贷款实施办法》已经2006年8月15日县政府第4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ОО六年八月十八日


昌江黎族自治县
“三农”、中小企业贷款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解决我县“三农”、中小企业融资瓶颈，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扩大就业渠道，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根据开行海南分行和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署的《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政府信用额度协议》和《“三农”及中小企业贷款合作协议》以及开行海南分行和昌江县小额贷款担保公司签订的《“三农”、中小企业贷款总担保协议》的有关条款规定和我县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章 贷款对象、种类、期限及受理、评审程式
第二条 具有县城乡信用协会会员资格，符合我县特点的农副产品种养殖、运销企业；产品有市场、有效益，并以我县资源和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料的加工型企业；能够增加社会就业的密集型企业；其他有利于促进我县经济发展的“三农”、中小企业，均可通过昌江县小额贷款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由县城乡信用协会组织评审，成为向开行海南分行提出贷款申请的借款人。
第三条 “三农”、中小企业贷款分为营运资金贷款和项目贷款两种。
第四条 营运资金贷款是为了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资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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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放的贷款，主要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及购销活动中所需要短期资金。
第五条 项目贷款是为了解决固定资产购建所缺中长期资金，主要用于企业基本建设项目及其配套工程、技术改造的贷款。
第六条 “三农”、中小企业贷款单笔贷款金额及余额目前原则上不超过200万元。开行海南分行可以根据县城乡信用协会的管理能力和会员的信用状况，贷款金额可以适当增加。
第七条 营运资金贷款期限为1年以内（可分为三个月、半年、九个月、一年期，可周转使用），项目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
第八条 “三农”、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原则上在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10%，开行海南分行贷委会根据会员的信用状况决定上浮幅度。
第九条 秘书处应对所有会员进行信用评级并确定会员的信用等级和贷款限额，具体评级方法根据《国家开发银行海南分行信用协会会员信用评审办法》执行。
第十条 会员申请“三农”、中小企业贷款应该提交书面的借款申请书。
第十一条 秘书处应详细核查会员的信用等级和贷款限额，并组织担保公司、和同行业其他会员及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专家实地考察借款会员，了解会员生产经营情况。秘书处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借款人的抵押物价值进行评估认定，担保公司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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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机构认定的抵押物价值进行认真复核。
第十二条 秘书处根据对会员及贷款的审查情况，出具信用及贷款评审报告，并如实填写贷款审查表，提交县城乡信用协会理事会审议，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报县人民政府核准，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担保公司方能出具正式担保意见书。
第十三条 开行海南分行对“三农”、中小企业贷款审查批准放贷。
第三章 借款合同及担保资料
第十四条 获得贷款的会员直接与开行海南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应该包括下列条款：借款依据，借款用途，借款金额，贷款利率，用款计划，还款计划，还款方式，违约责任和借贷双方商定的其它条款。
第十五条 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必须与开行海南分行签订担保合同或总担保协议。签订总担保协议的，担保公司必须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盖章。
第十六条 会员贷款时应向担保公司出具违约处置承诺函，并提供以下资料给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措施：
1、由具有评估资格的机构评估作价的抵押物、质押物清单。
2、可供代管物品、权利证书或保证人资料。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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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6、上年度财务报表和报告，最近一个月的财务报表。
7、承诺书，承诺愿意以互保风险金承担其他会员风险，保证诚实守信提供资料真实等。
第十七条 借款合同必须明确：开行海南分行认为会员有能力归还贷款时，可以要求会员提前归还贷款，会员也可以随时提前归还贷款。
第四章 贷款发放和管理
第十八条 借款合同签订后，借款会员应及时在开行海南分行开立贷款账户和存款账户。
第十九条 贷款资金必须按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不得挪用。
第二十条 借款会员原则上在开行海南分行指定的代理结算行开立基本结算账户，接受代理行和秘书处对账户结算及资金支付的监管。
第二十一条 借款会员根据借款合同在提款日向秘书处提交借款借据，由秘书处将借款借据传送到开行海南分行，由开行海南分行按相关要求审核后直接将资金划拨到代理结算行。
第二十二条 对于营运资金贷款的资金支付由借款会员按借款合同约定列出借款用途，秘书处审查出具意见后，结算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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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直接支付给会员；项目贷款资金支付一般采用采购报销制度，借款人必须对支付的款项事先提供资金使用计划和相关凭证交秘书处，秘书处审查并出具意见交代理行复审通过后直接支付给供货单位，保证专款专用。
第二十三条 代理结算行和秘书处应协助开行海南分行做好贷款本息回收工作，代理结算行和秘书处在贷款本金到期前40日内，结息日前5日内，督促借款人落实还款资金，确保本息按期回收。
第二十四条 结算代理行或借款会员应每月向秘书处提供会员基本结算户的收支情况，对收支情况异常的会员，秘书处必须及时做出风险提示，并实地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
第二十五条 “三农”、中小企业贷款原则上不办理展期。对借款人提前归还贷款，仍按合同约定期限的利率执行，不收取违约金。
第二十六条 “三农”、中小企业贷款按月结息，对贷款期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按月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按人民银行的规定计收罚息，最后一笔贷款清偿时，利随本清。
第二十七条 开行、秘书处、担保公司共同对借款人的贷款使用及经营情况实行跟踪管理，如知悉已出现或可能出现贷款风险时，三方应及时商议和采取应对措施，以防范和化解贷款风险。
第五章 互保风险金及担保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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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为体现融资民主和群众压力，秘书处根据开行海南分行制定的规定，对所有县城乡信用协会会员进行信用评级。根据会员的信用等级不同，取得“三农”、中小企业贷款的会员必须按贷款额1%--3%交纳互保风险金。
第二十九条 互保风险金年缴交比例为：信用级别为A-会员交纳贷款额的1%、信用级别为BBB+的交纳1.5%、信用级别为BBB的交纳2%、信用级别为BBB-的交纳2.5%、信用级别为BB的交纳3%。
第三十条 互保风险金根据合同约定的提款计划和还款计划、贷款余额、期限计算，于借款合同签订前，一次性向县城乡信用协会缴纳。
第三十一条 互保风险金由秘书处收取并按会员记帐，在代理结算行设立专户管理，专项用于“三农”、中小企业贷款的贷款损失的弥补，除协会章程另有规定外，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十二条 会员还清借款的，于借款归还日退还其本次贷款互保风险金的50%。当发生贷款损失，扣减同组所有会员帐户内互保风险金并扣减其他组会员帐户内互保风险金余额的50%弥补贷款损失，会员退会并解除其他会员贷款的互保责任，可退还其账户中互保风险金余额的50%，其余转入信用协会公共账户。
第三十三条 秘书处应每季度公布一次会员的互保风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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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
第三十四条 担保公司负责为县城乡信用协会会员贷款提供担保，担保范围为贷款本金、贷款到期前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及其复息、贷款逾期后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算的罚息及其复息、损害赔偿金、违约金、滞纳金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
第三十五条 担保公司全部对外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实收资本的10倍。
第三十六条 “三农”、中小企业贷款由政策性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年费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50%（原则按每年贷款金额的1%收取）。
第六章 贷款在保额保证金和担保资金
第三十七条 担保公司必须在开行海南分行存入不低于贷款在保额的10%保证金；
第三十八条 借款人到期未能偿还贷款，担保公司在收到开行《担保履约通知书》后90天内，无论反担保物是否处理终结，担保公司均应向开行代偿借款人所借的贷款本金、贷款到期前按借款合同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及其复息、贷款逾期后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计算的罚息及其复息、损害赔偿金、违约金、滞纳金以及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等未受偿部分的85%资金。担保公司代偿后开行和担保公司双方继续向借款人追偿，追偿所得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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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风险分担比例分别受偿。贷款最终损失按开行15%，担保公司85%承担。
第三十九条 担保公司从省财政厅借入工业发展资金人民币伍佰万元作为担保公司担保资金。按借款协议，借款期限为五年，五年后要全额予以归还省财政厅。
第四十条 财政在每年编制年度预算中安排“三农”、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风险预备金指标100万元，作为贷款发生损失时，担保公司承担最终损失85%的资金来源。年度预算指标不足时，可从当年机动财力追加，或在下年度财政预算安排的担保风险预备金中支付，保证向省财政厅借入的伍佰万元到期足额归还。
第四十一条 支付贷款在保额10%保证金和贷款到期借款人未能偿还而由担保公司代偿的85%资金，暂从省财政厅借入工业发展资金伍佰万元的担保资金中垫支。追回贷款或处置担保物所得的款额，用于冲抵垫支款。冲抵后不足部分即贷款最终损失，担保公司承担85%的资金从财政年度预算的担保风险预备金指标中支付。
第四十二条 担保公司未按协议和合同约定向开行海南分行足额支付代偿资金，担保公司须按应代偿额每日向开行海南分行支付万分之三的滞纳金。如发生支付违约滞纳金，其资金从财政预算的担保风险预备金指标中支付。
第七章 秘书处、担保公司的管理职责和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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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条 县城乡信用协会接受县人民政府和开行海南分行的双重领导，开行海南分行负责秘书处业务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监督。
第四十四条 秘书处工作人员必须严守协会秘密，不得向协会外人员泄露会员互评情况和会员举报情况，不得在公示前泄露会员的信用等级和贷款限额。违者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四十五条 秘书处应根据借款人贷款资金的发放、支付和偿还等情况登记贷款台账，并按“三农”、中小企业贷款分别归档保管。
第四十六条 协会秘书处应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员工的考核，根据“三农”、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及本息回收情况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在贷款资金支付后及时实地考察资金使用是否符合贷款用途以及生产建设效果。
第四十七条 秘书处应每月至少走访一次借款人，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并记录走访情况。必要时组织会员相互检查。
第四十八条 担保公司按协议约定履行对借款人的监管责任，发现借款人未按约定使用贷款或借款人存在经营状况严重恶化等情况的，应及时通知开发银行。
第四十九条 担保公司负责向开发银行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月、季、年度财务会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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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条 县财政在年度预算中分别安排秘书处和担保公司的正常工作经费。保证秘书处和担保公司对贷款项目的实地考察、评估，提出可行性报告，了解项目的运行、生产经营和效益情况，合同到期催促借款人还款，借款人逾期未能偿还贷款要进行追偿、担保物处置、法律诉讼等工作运行。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未尽事宜，参照国家开发银行海南分行制定的《“三农”、中小企业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国家开发银行和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署的《“三农”及中小企业贷款合作协议》，国家开发银行海南分行和昌江县小额贷款担保公司签订的《“三农”、中小企业贷款总担保协议》有关条款规定办理。


　　法的属性对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问题的影响

　　人们随着经济地位地不断提高，人权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刑事侦查程序中侵犯人权的事情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借鉴于现代法治原则，法学界从司法结构、刑事程序原论等不同视度这此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在这里，我旨在通过法的属性即法的地方性和民俗性出发揭示侦查权与人权的矛盾冲突的根源以及我国立法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反对不加比较分析、脱离中国实际、简单地移植国外法。认识难免浅显、粗陋甚至谬误，还望指正。
　　一、在刑事侦查程序中保障人权的根据。
　　马克思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组织他们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中国法律发展史和刑法发展史也验证了这一点。刑法作为一部部门法，其形成自然也不例外。《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文子》：“老子日：法者，非从天生，非从地出，发于人心，反已自正。”所说的法律通过思维反映现实又回到现实即法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或理由，也表明：历史上第一部刑法，只可能是反映统治者意志的实践经验总结的提高。
　　我国宪法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镇压的是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我国《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查明犯罪事实，“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而不是单纯地结案了事。
　　马克思理论主张要辩证的看待问题，我国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纳了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一些作法，比如疑罪从无原则。疑罪从无原则也可称之为无罪推定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判决为有罪之前，都应被推定为无罪之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应视为对这一原则的适用。法人类学家的著名代表波斯皮士尔在提出法的四种基本属性时，认为明确区分法律和政治领域的标准应是法的第二属性即“普遍适用的意图”。这一属性要求权威在作出决定时，打算使该种决定适用于将来所有类似或相同的情况，以其判决具有普遍的适应性。既然，“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那么，从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出发，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就应得到适当的保护。
　　刑事诉讼法自身具有人权法性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适用于侦查阶段的条文规定也阐述了这一观点。比如第14条规定的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获知被指控的罪名的权利、及时受审的权利、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等。刑事诉讼法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该法的人权法性质要求司法界在认识领域把握这一点，不应为了追求效率而侵犯人权。
　　二、侦查权扩张与嫌疑人合法权利冲突的根源
　　我国可以行使侦查权的机关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和监狱，其中公安机关是最主要的侦查机关。侦查机关所享有的侦查权，即通过收集确实、充分的证据，尽可能将所有的犯罪分子都交付审判，从而实现宪法和法律维护社会安宁与秩序的职能目标，它的界定多是从其侦查行为的角度出发的。在侦查过程中，由于证据尚大量散失在外，侦查机关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必然会采取法律所付予的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的侦查行为权力，而针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强制性措施也就必然会与公民的包括人身权、隐私权等在内的人权发生冲突。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侦察权任意扩张与公民合法权利的冲突，必要的、合法的冲突不在这个范围之列。
　　法具有地方性或民俗特征的论证有其科学性。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在努力创建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但是历史文化的影响总是有的，这里面有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
　　纵观我国法制史，直至清末大量采用移植法设有专门司法机关以外，各级地方官史也亲掌审判，在不区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同时，以审讯代替侦查，明文允许刑讯。新中国建国后行政直接干涉司法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法学界、司法界对侦查的权威界定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这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也有所体现，当属“性质”型。但是，这一界定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只注重侦查行为的性质而忽视了它的功能，这无疑于在基础上膨胀了侦查机关的权力心理，从而更注重侦查权的“权”而轻视了侦查程序在功能上保障人权的作用。我认为“任务兼性质”型的界定方式更为科学严密，即“侦查是由特定的司法机关为收集、查明、证实犯罪和查获犯罪人而依法采取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而西方国家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自然法则论的天赋人权说得到普遍承认，自由心证制度得以推广。同时国家与公民权利位置也变生了置换，“公民权利先于国家权利”的思想使得个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得到保障。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的本意，侦查是为了查清罪犯事实，《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较多地考虑侦查的效率价值，侦查活动的主要目标定位于收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证明其有罪、罪重的证据，在合法地限制嫌疑人的权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到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无论是从立法上还是从司法实践中，我们都不难看出刑事诉讼史对现行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程序的影响。这也是法所具有的地域性和民俗性的影响。我认为，法的这一属性应是侦查机关任意扩张侦查权，从而造成与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冲突的根源。
　　在讨论侦查程序对嫌疑人的权利侵犯时，法学界多数是借鉴现代法制的一些作法，从司法活动缺乏实质上的独立性以及司法行政化、行政司法化来考虑。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司法机关没有充足的司法资源、人事上受制于权力和行政机关，破坏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司法性。他们一般将司法机关限定为法院，认为法院做为现代法律制度的中立机构，应具有独立和专横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院与被告、控诉人共同构成三方构建模式，才是合理的。他们强调“行政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司法则是权利的庇护者”，并由此认定国家赋予了司法机关太多的社会责任，行政的司法化有扩张之嫌。我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恰恰忽视了现代法制的核心思想即法的地域性，忽视了国家性质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第一，做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在西方国家是保护资产阶段的利益，其判决必然为少数资产阶段的所谓“自由人权”服务，而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保护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司法机关也必然与行政机关一样为这一宗旨服务，受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权力机构领导。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资源的配置上的矛盾可以通过国家财政计划化解，不能成为司法人员不依照法律判断的借口，行政机关也应该严格依法开展工作，但是这都不能说明我国的司法机关没有独立审判权。
　　第二，从体制的角度来看，赋予某一机构新的权力也必然造成新的不平衡，甚至会使其权力膨胀、扩张，形成特权阶层，不宜监控，这与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不配备的，对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全面发展经济也是不利的。行政机关对审判的滥加干涉，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刑讯逼供、逾期羁押等，以及法官任意实行自由裁量权，都与其实施权利时缺乏实质性的监督不无关系。从这一点出发，西方国家广泛实行的律师监督及媒介监督有可借鉴之处。其次，司法机关负有“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并不代表其司法行政化，因为从心理过程来看，人们总是先产生一定的目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律的实质是要保障绝大从数人的利益，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辩析事情，从根本上保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利，其所担负的任务与其中立的地位并不矛盾。
　　第三，行政司法化不是中国特有的，美国的一位警察局局长就曾骄傲地说：他们是一些“万事通”，不能仅仅因为它违反了所谓的现代法治原则就彻底地否定它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存在的必要，它也不会延续这许多年了。变革的结果是不如以前，坚决不能变；如果变革的结果是没有大多进步不如不变。假如真如他们所说，法院只是机械地依照刑事诉讼程序审查，侦查机关也只是机械地执行法院的判决，法律的实体的价值将不能限好地实现。必竟程序法的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实体法的法律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地是加以必要的限制而并非要颠倒主次、非本未倒置。
　　我们在解决这一矛盾时不应生搬硬套西方的现代法治原则。所谓现代法治原则归根到底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加以规范的，只有在认真比较中西的异同，特别是实质性的区别以后有甄选的借鉴之，才能够真正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
　　三、限制侦查权扩张、保护嫌疑人合法权利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根据以上对侦查权的扩张与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的根源的分析，我认为限制侦查权扩张、保护嫌疑人合法权利宜从完善现有法律、填补法律空白、使法律基本原则得以落实出发，而不宜急功近利、不切实际地照搬西方的作法。
　　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侦查程序，体现侦查程序的本质和基本规律，决定侦查程序的构造和基本特征，对侦查程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基本行为准则。它在侦查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法学界因为侦查程序是审判的准备程序而一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十七项原则中则几乎没有属于侦查程序特有的原则，适用于侦查阶段的也仅有六项。这六项原则是：法律监督的原则；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的原则；有权获取辩护的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原则；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的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这六项原则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尚值得商榷。
　　第一，法律监督原则在立法上存在“真空”。
　　首先，检察机关在我国虽然被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但这种监督是不彻底的。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监督只有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两种方式，对于侦查程序中的许多违法行为，检察机关都缺乏有效的知悉途径。从司法实践来看，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的关键环节在于侦查的初期的实行强制措施以后一段时期内，这一阶段的法律监督空白无疑于纵容了侦查人员的急功近利心理。考虑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检察机关不可能对侦查程序进行全过程亲历监督，但是在做笔录的同时进行录音，有条件的地区进行全程录像，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时候，通过这些资料以及通过加强社会监督获取其它资料审查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还是可行的。
　　其次，人民检察院纠正侦查活动的违法行为的方法主要是口头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的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但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意见，都没有法定的效力，接受与否，全凭被监督方的自我约束，而法律却是无能为力的。针对无论何种监督，在监督的内容、手段、程序等等方面，都应通过立法方式予以完善。要有具体的操作程序和监督的法律效力，以及不接受监督的法律后果。这样监督权才会名符其实。
　　另外，我国宪法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赋予了法律监督权。但是，因其性质所限，其具体实施法律监督的行为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其法律监督的落实在法律上也没有得到体现，即缺乏一定的国家强制力。
　　第二，相关法律或法律条文与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的原则有抵触部分。这也是司法界批评行政司法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实有纠正的必要。比如我国警察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分别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职权。”实质上是把司法权赋予了做为行政机关的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劳动教养制度可说是我国的一个创新，但也存在着不可取之处。比如公安机关有权对那些有轻微违法行为者进行劳动教养，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等措施的严厉程序在期限上比所有附加刑和部分剥夺自由刑还长，既然“罪刑法定”，作为上位阶的刑法确立了原则，下位法相抵触的部分就应该加以纠正。
　　第三，侦查机关和嫌疑人的武装不平衡致使有权获取辩护的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原则无法实际落实。
　　在我国，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是依职权行使的，它具有国家强制力，而嫌疑人是没有该权利的，并且一旦被采取强制措施，包括人身自由在内的权利也会受到限制，辩护律师只有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才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就是说，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地位，这就使得嫌疑人的辩护权利软弱无力，侦查机关侦查取证的公正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同时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但是侦查人员出于的职业本能，多是侧重于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生的证据材料，而忽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这样，本应属于侦查机关的举证责任，无疑转移到了毫无侦查能力的嫌疑人身上，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发生就需要有一个有力监督，第一条所述的法律监督是一项，诉讼参与人律师的参与也是一项。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将法律的法律帮助提前到了侦查阶段，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是随后《刑法》第306条也增加了一项专门针对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罪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在司法实践中，许多侦查和起诉机关都对这一罪名作扩大解释。只要在律师介入后证人证言的内容发生变化，就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而不管证人证言是由真变假还是由假变真，也不管证人证言的变化是否因律师威胁、引诱等非法手段所致。为了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侦查程序中能够确实履行职责，有必要建立类似于全国人大代表所享有的人身自由的特别保护权机制，如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件终结期间，非经法院判决不被逮捕的机制。
　　第四，法定程序不够严谨，溃乏监督机制，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的原则无法得以落实。
　　正如列宁所说：“一般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律的加以惩办。”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程序的违法性后果有相应的规定，但考虑方面明显不足，如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严重超期羁押，国家赔偿法没有赔偿的规定，责任追究也仅限于内部处理。并且在证据的采信上也仅仅局限于证据的真实上而没有采用排除非法取证原则，试问非法的程序如何能保障证据的真实性？即使是立法上确立了侦查程序违法应当承担的后果，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其违法行为无从揭示，也是起不到良好的作用的，第一条和第三条中所述的法律监督机制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仅有以上两项监督还是不够的，要使侦查机关严格执行侦查程序，尚需赋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权利以企与侦查机关武装平等，如《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制措施时，“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为犯罪嫌疑人处于弱势地位，律师在该阶段也仅限于“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即使是逮捕时也没有辩护的权利，致使诉讼武装严重失衡。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不知因何被采取强制措施，不知羁押何处，甚至被严重超期羁押也就不足为奇了。《刑事诉讼法》对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的范围作了界定，但是其中缺少比例原则精神，致使犯罪嫌疑人所受到的强制措施甚至大于其实际犯罪时应受到的处罚。
　　第六，缺乏必要的法律条文支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名存实亡。
　　密切联系联众是我国执政的一项基本原则，有其先进性和必要性。但是，在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上，该原则过于空洞。既是原则就应能落实到具体的条文中，司法机关执行它是其权利，不执行它也承担一定的后果义务，但是该项原则的权利义务方面都无法很好具细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也仅在强制措施章节中有所体现。
作者：周生军　工作单位：中原油田　E-mail:mfkinf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