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开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

　　关键词: 出版 出版合同 缺陷 重构
　　内容提要: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有关出版合同的规定既不系统，也不全面，不利于保护著作权人和出版者的利益，也不利于促进出版事业的发展。为了解决出版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著作权法在修订时应当完善有关出版合同的规定，理顺出版合同的立法体系，合理界定出版合同的定义，详细规定出版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对作品的二次使用权、约稿合同、支付报酬、合同变更等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


近年来，随着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出版事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作者和出版者之间的联系纽带，出版合同在出版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合同法及著作权法对于出版合同缺乏系统和全面的规定，作者和出版社之间争议不断，严重挫伤了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也影响了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国家版权局在 2012 年 3 月公布的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稿及2012 年 7 月公布的 《著作权法》 修改草案第二稿大幅裁剪了涉及出版合同的法律条文。这样一来，出版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难以确定，出版合同纠纷难以解决，有关出版合同的法律适用也陷入了困境，这既不利于保护著作权人和出版者的利益，也不利于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为此，本文将对此予以探讨并提出完善著作权法中有关出版合同立法的建议。

一、关于出版合同立法体系形成的回顾与反思
出版合同通常是指著作权人与出版者就作品出版所达成的协议，作者负有交付作品及许可出版的义务，出版者负有支付报酬和出版图书的义务。签订出版合同的意义在于确保交易的安全性，使著作权人获得相应的财产利益，以便为创作活动提供激励。[1]
在国外，多数国家都在著作权法中单独设立“出版合同”一节并系统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例如，《巴西著作权法》第 53 条至第 67 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 L. 132 －1 条至第 L. 132 －17 条、《德国著作权法》第 37 条至第 44 条、《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118 条至第 135条、《日本著作权法》第 79 条至第 88 条都有关于出版合同的法律规定，主要涉及出版合同的范围、出版合同的订立、作者的权利和义务、出版社的权利和义务、出版合同的变更和终止、法律责任等问题。之所以采取该立法例，主要是考虑到著作权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权利，因此对出版合同的规范也具有不同于普通民事合同的特殊性。[2]当然，也有个别国家或地区（如巴西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民法典中规定了出版合同的内容。
我国在建国后，社会生活中发生了大量的涉及出版合同的纠纷，解决此类纠纷不仅有利于保护作者的利益而且还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传播。为此，我国在一些政府文件中对出版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规范。例如，1950 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通过的 《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指出：“出版业应尊重著作权及出版权，不得有翻版、抄袭窜改等行为”。为了保护作者的权益，该决议指出：“稿酬办法应在兼顾著作家、读者及出版家三方面利益的原则下与著作家协商决定； 为尊重著作家的权益，原则上应不采取卖绝著作权的办法。”[3]1958 年 7 月，文化部颁布了第一个正式统一的稿酬规定，即 《关于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草案）》，于同年 8 月 1 日起在北京、上海试行。此后，我国还发布了 《文化部党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废除版税制彻底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 《关于试行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办法的通知》、《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等涉及稿酬的文件。1984 年 6 月，文化部颁发了 《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该条例第 13 条明确规定作者和出版社应就作品的使用签订出版合同。1985 年，文化部又制订了 《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该实施细则就作品出版问题作了补充规定，并提供了图书约稿合同和图书出版合同的版本供各出版单位参考[4]。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在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过程中，曾考虑将出版合同规定于该法之中，[5]后因此类合同过于特殊而未包括在内。后来，我国立法部门决定将有关出版合同的规定纳入 《著作权法》之中。1990 年的 《著作权法》第 3 章对于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原则性规定，第 4 章第 1 节对于图书、报刊的出版问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为了便于执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自费出版、图书脱销、作品转载等问题进行了补充规定。为了引导当事人签定合同，1990 年，国家版权局下发了 《关于对台港澳版权贸易示范〈出版合同〉的通知》，草拟了适用于对台港澳版权贸易的示范出版合同。1992 年，国家版权局又颁发了《图书出版合同》（标准样式），对规范出版行业内作者与出版社的法律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9 年，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国家版权局对该标准样式又作了补充和修改。为了协调付酬纠纷，国家版权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些付酬标准，如 《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等等。
由上可知，现行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已对出版合同有所规范，但与其他国家的专门立法相比，我国有关出版合同的立法体系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现行法没有单独就出版合同进行系统立法。《著作权法》没有单独设立出版合同一节，而是在第 4 章第 1 节 “图书、报刊的出版”中对出版问题进行了简要规定，内容涉及出版合同订立程序、专有出版权、著作权人交付图书的义务、出版者出版图书和付酬的义务、图书再版和重印的处理、向杂志社投稿的效力、作品的修改问题，对于出版合同的定义、自费出版、版税计算方式、合同撤销、合同转让等问题未予规定。因此，现行法律规定没有突出出版合同的重要地位，内容比较零碎、片面，缺乏专门的体系化的法律规范，不能完全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后来，《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公布时，只好对自费出版、图书脱销、作品转载等问题进行了补充。2012 年国家版权局公布的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稿和第二稿不仅未增加有关出版合同的内容，反而大大删减了已有的条文。例如，《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取消了现行法律第 4 章的 “图书、报刊的出版”一节，而将有关出版合同的规定纳入第 5 章第 1 节 《著作权和相关权合同》之中。在内容上，该节仅在第51 条、52 条、53 条就专有出版权、图书的重印和再版问题作了规定，其他问题只能参照著作权合同的一般条款。显然，这一立法例大大降低了出版合同在著作权法中的地位，其内容上的简略不利于确立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也不利于解决出版合同纠纷，这必将影响当事人利益的保护，也与促进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的宗旨相悖。因此，《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上述规定是一种倒退。
第二，关于出版合同的法律渊源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当前，涉及出版合同的法律渊源既有《合同法》、《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这些民事规范，也有 《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 《录音法定许可付酬标准暂行规定》等行政规章，还有国家版权局公布的 《关于颁布（标准样式）修订本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条文繁多，内容庞杂。之所以形成这一局面，主要是因为 《著作权法》制定较晚，为了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国家有关部门根据 “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精神，颁布了一些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来补充。虽然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对于处理出版合同纠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法律效力过低，权威性不够，而且内容上发生重复、抵触的现象屡见不鲜，这非常不利于维护执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以《图书出版合同》为例，它仅是国家版权局公布的一个订立图书出版合同的参考性文件，为当事人正确签订出版合同提供规范性指引，但缺乏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因此对合同当事人仅具有参考性价值。其实，该文件涉及的许多内容都应在 《著作权法》中进行规定。
综上所述，现行《著作权法》及其修改草案没有对于出版合同问题进行系统立法，有关出版合同的法律渊源比较庞杂，不能有效规范出版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必要通过法律的修订来解决这一问题。

二、关于出版合同内容规定之缺陷
现行《著作权法》中关于出版合同内容的规定非常简略，《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的相关规定更是内容单薄，涉及面过窄。具体而言，现行法的规定主要存在如下缺陷：
第一，法律未明确规定出版合同的定义和范围。现行 《著作权法》第 4 章并未解释出版合同的概念，因此人们对出版合同的理解莫衷一是，容易使人们对出版合同的范围发生争议。有人认为，图书出版合同是 “出版社同著作权人（主要是作者）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是双方就著作权人的作品的复制权和发行权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以图书形式使用的过程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6]该定义强调出版合同是作者与出版社之间的协议，但未明确自费出版合同是否属于出版合同。还有人认为，图书出版合同是指 “著作权人将其作品的复制权与发行权许可出版社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以图书形式使用，由出版社承担印刷与发行费用，并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协议。”[7]显然，该定义将自费出版合同明确排除于出版合同之外。其实，上述定义都只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图书出版合同，而未涵盖报刊出版合同、电子出版合同的内容。此外，当今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自费出版合同、网络出版合同，它们是否受 《著作权法》的调整，立法未明确。例如，在宋连生诉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简称网易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案中，宋连生于 2004 年 3 月 31 日与湖北人民出版社订立 《图书出版合同》，授予湖北人民出版社在 5 年的合同有效期内在全世界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农业学大寨始末》一书汉文文本的专有使用权，该书起印数 8000 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按 8% 版税率支付宋连生稿酬。宋连生同时授予湖北人民出版社在合同有效期内出版该书电子版、网络版权利，湖北人民出版社按电子版、网络版图书实际销售码洋的 6% 向宋连生支付报酬。[8]上述合同在履行中，当事人双方就为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的性质问题发生了争议。
第二，法律未规定约稿合同。所谓约稿合同，是指出版者与作者之间就未来创作的稿件约定出版的协议，它在规范作者和出版者权利义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至60 年代中期，我国的出版单位曾与作者订立过约稿合同，但“文化大革命”时期废止了约稿制度。1979 年以后，该制度又逐步恢复。在现实社会中，出版社与作者签订了大量的约稿合同，也发生了许多纠纷。例如，在张甲诉北京燕山出版社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案中，李某某与燕山出版社订立了《编选出版合同》，约定出版《欧亨利精选集》。李某某是该书的编选者，他向张甲约稿翻译《欧亨利精选集》。后来，张甲和出版社就支付稿酬问题发生了纠纷。[9]对于此类纠纷，由于《著作权法》未予规定，法院在审理时只能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第三，关于作者获得报酬的规定不合理。《著作权法》第 30 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但未规定付酬标准，因此在遇到纠纷时只能适用该法第 28 条的规定：“使用作品的付酬标准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也可以按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支付报酬。当事人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支付报酬。”该规定存在如下问题：第一，作者很难通过约定获得合理的报酬。相对于出版者，作者在出版谈判中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出版者通常是财力雄厚的大企业，而作者往往是势单力薄的自然人，经济实力不可同日而语。作者为了能发表自己的作品，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在付酬数额上让步，年轻的、名气不大的作者更是如此。例如，著名作家鲁迅在 1929 年也遇到了北新书局长期拖欠其稿酬的事情，最终不得不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对簿公堂。对于名气不大的作家而言，不支付稿酬或拖欠稿酬更是家常便饭。[10]此外，作者与出版者之间的版权交易需要一定的成本，而作者往往难以承担交易费用，只能被迫在报酬方面让步。这样一来，出版社常常降低稿费，不付稿酬，作者难以获得应有的报酬。第二，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也不尽合理。就出版而言，国家版权局 1999 年发布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第 6 条规定：“原创作品的基本稿酬标准为每千字 30 －100 元，改编作品的基本稿酬标准为每千字 10 －50 元，汇编作品的基本稿酬标准为每千字 3 －10 元，翻译作品的基本稿酬标准为每千字 20 －80 元”。一些学者经过研究发现，以实际购买力计算，现行的付酬标准远低于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付酬标准，“文字稿酬表面上数字不断增大，但增长的幅度小于物价增长的幅度，造成文字稿酬的购买力暗地下滑。”[11]此外，该标准只涉及文字作品，而未涵盖美术作品、音乐作品、舞蹈作品等其他作品，也未涉及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等问题。就效力而言，该付酬规定属于部门规章，而非法律或行政法规，立法的权威性不足。[12]第三，法律上没有规定作者的查阅出版账目的权利。《著作权法》未规定作者有查阅出版者账目的权利，即使作者和出版者约定以版税方式计酬，作者也不知道其作品究竟被印刷了多少册，其报酬数额完全由出版者决定，作者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
第四，法律未规定作者在图书再版时的修改权。通常而言，作者往往希望在图书再版时能对原作进行适当的修改，这样可以使作品内容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此，一些国家的著作权法也确认了作者在图书再版时拥有修改或增删其作品的权利，如 《日本著作权法》第 82 条的规定。我国 《著作权法》第 10 条规定了作者的修改和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第 34 条规定了图书出版者经作者许可拥有修改作品的权利，不过，上述规定未涉及作品再版时的修改问题，这不利于保护作者的利益。
第五，法律未规定作者对于作品著作权的瑕疵担保义务。作者在向出版者交付作品时，应确保其交付的作品的著作权完整、有效且不受第三人的追索。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516 条规定：“出版权授予人，应担保其于契约成立时，有出版授予之权利，如著作受法律上之保护者，并应担保该著作有著作权。”该瑕疵担保责任类似于买卖合同中的瑕疵担保责任，出卖人之所以就物的瑕疵负担保责任，乃因价金与标的物间存在所谓的主观的均衡关系。标的物有瑕疵，即不符合买受人依买卖合同就标的物的正当期待，故依合同正义的理念，买受人得请求减少价金或者解除合同。[13]著作权瑕疵一般包括：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作者重复授权、著作权已过保护期限等等。如果著作权的授予存在瑕疵，作者应承担减少价款、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在我国，《著作权法》未规定作者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但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纠纷。例如，2009 年 2 月，作家王刚将 《福布斯咒语》的专有出版权授予世纪文景公司，不久又通过合同再次将该书的专有出版权授予人民文学出版社。两社均按合同约定出版了该书，于是市场上出现了两个版本的 《福布斯咒语》，严重损害出版社的利益。后来，两家出版社为此而对簿公堂，最后在法院的主持下调解结案。[14]由上可知，权利瑕疵担保制度对于保护出版者的相关利益非常重要，我们颇有必要在著作权法中规定该制度。
第六，法律未规定出版权的让与问题。在实践中，当出版社的经营发生变化时，出版社有时需要转让图书的出版权。对此，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都予肯定，但都给予了一定的限制。例如，《日本著作权法》第 87 条规定：“在复制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出版权可以转让或者作为质权的标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 L132 －16 条的规定则更详细，出版人在未获得作者授权的情况下不得独立于营业资产而转让出版权。如果营业资产的转让严重损害作者的财产利益或精神利益，作者可要求赔偿甚至撤销合同。而在我国，《著作权法》对此未予规定，不利于解决实践中的纠纷。

三、关于出版合同立法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出版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据统计，2011 年我国文化产业总产值超过 3. 9 万亿，其中新闻出版业总产值超过 1. 5 万亿，占整个文化产业产值的比重约为38%，[15]在文化产业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来保驾护航。因此，我国应当对著作权法中关于出版合同的规定予以修订完善，以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完善对出版合同的法律规制：
第一，理顺关于出版合同的立法体系。所谓立法体系，通常是指一定范围内的法律依一定逻辑结构所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合理的立法体系具有条理逻辑性、结构整体性、效力统一性的特征，[16]有利于提升法律的权威性，有利于执法的统一性。考虑到出版合同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笔者建议在《著作权法》第 5 章“权利的行使”部分增设一节以详细规定出版合同的具体内容。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一是应对《著作权法》的现行规定进行修改完善，二是应吸收其他国家或地区关于出版合同规定的成熟立法，三是应逐步减少行政法规、规章或司法解释中有关出版合同的规定，而将其中比较成熟的规定吸收进著作权法。对于不宜在 《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内容，可以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使出版合同的法律规定体系化，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立法的权威性，减少了相关规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第二，合理界定出版合同的定义。《著作权法》修订时应当对出版合同的定义予以界定，主要应解决如下问题：（1）拓宽出版的含义。现行《著作权法》第 58 条将出版界定为“作品的复制、发行”，这一定义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图书出版和报刊出版，不能涵盖所有的出版类型。当前，社会上出现了音像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等新型出版方式。音像出版是一种以录音带、录像带、唱片、激光唱盘和激光视盘等载体出版作品的方式。电子出版是一种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制作电子出版物的工艺过程，作品的信息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于磁、光、电等介质中，信息的处理与传递借助计算机或类似的设备来进行。上述两种出版形式都涵盖了作品的复制和发行行为，因此现有的出版定义可以适用于此。不过，网络出版不同于上述出版方式，它又称互联网出版，是指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过选择和编辑加工，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用户端，供公众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行为。[17]对于这种出版方式，德国学者认为借助网络对作品进行发行的行为属于一种新的使用类型，不能被传统的图书出版概念所包括。[18]笔者认为，网络出版既包括对作品的数字化复制，也包括对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而信息网络传播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行行为。考虑到网络出版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作品出版方式，且我国已在《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中承认了网络出版的合法性，著作权法修订时应扩大出版的含义，将其解释为：“作品的复制、发行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2）合理界定出版合同的主体。根据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我们可以将出版合同的主体界定为包括作者在内的著作权人，以及图书出版者、报社、期刊社、音像出版社、电子出版社、互联网出版机构。（3）排除自费出版合同。自费出版合同是指由著作权人支付出版经费，委托出版人按合同约定的形式制作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并予以发行的合同。此类合同不涉及著作权的许可使用问题，[19]作品的使用权仍保留在著作权人手中，因此关于出版合同的规定一般不适用于此。例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 L132 －3 条及我国 《著作权法》第 30 条均强调出版合同为有偿合同，自费出版合同被排除在外。当然，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自费出版合同纠纷，法院在解决时可以参照合同法的一般规定来处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出版合同的定义界定为：“出版合同是指著作权人将作品交付出版者，出版者对作品予以复制、发行或通过网络传播，并支付合理报酬的协议。”
第三，合理界定出版合同的标的。出版合同的标的通常应限于作者所拥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在生活实践中，许多出版者往往在出版合同中要求作者转让作品的改编、翻译、摄制影视作品、表演、广播等权利，而著作权人往往因处于弱势地位或因经验欠缺而低价转让，其利益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20]为了保护作者的利益不受损害，一些国家已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如果出版者需要对作品改编、翻译、摄制影视作品、表演、广播或作其他使用，应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并支付合理的报酬。例如，《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119 条规定：“如无明确规定，出版合同中权利的让与不涉及演绎和改编作品的使用权，包括电影改编、播放和录音等权利。”上述规定对于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尤为重要，我国 《著作权法》应吸收这一规定。
第四，对约稿合同予以规范。约稿合同是出版合同的一种类型，著作权法应对此予以规范，法律上应当规定如下内容：（1）约稿合同的定义，即作者与出版者就未来创作的稿件约定出版的合同。（2）约稿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者应当依约定的期限创作完成作品并交付给出版者，未约定交稿期限的视为无效合同。出版者收到作品后应依约定的期限出版作品并向作者支付约定的报酬。（3）约稿合同的解除。如果作者不能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作品，则出版者可决定是否延长期限或直接解除合同。在实践中，有些作者交付了约定的稿件，但出版者却以质量不合格或市场情况发生变化而拒绝出版，从而损害了作者的利益。对此，一些学者提出如下补救措施： 首先，出版者应证明作者交付的稿件的内容或质量与约定不一致，出版者不能以市场发生变化为解除合同的理由。其次，在作者无过错的情况下，出版者应继续履行出版义务。再次，出版者应补偿无过错的作者的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预期利益损失。[21]对于上述建议，我国 《著作权法》也可予以吸收。
第五，合理界定著作权人的义务。在出版过程中，著作权人通常负有如下义务：（1）按期交付作品给出版者；（2）对于作品的瑕疵担保义务。它包括两方面义务： 一是质量瑕疵担保义务，著作权人应保障所交付的作品的文稿在外观上看已处于适合复制的状态，而且作品的内容与范围都与合同约定的目的相符，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二是权利瑕疵担保义务，著作权人应担保所交付的作品的著作权完整、有效且不受第三人的追索，如果交付的作品的著作权存在瑕疵，则出版者有权解除合同，要求减少价款或要求著作权人赔偿损失。应注意的是，作品的原件的所有权仍由作者享有。
第六，合理界定著作权人的权利。《著作权法》应规定著作权人享有如下权利：（1）要求出版者依约定的出版质量、期限出版作品；（2）就作品出版而取得合理报酬的权利；（3）修改作品的权利。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作品首次出版过程中的修改权。作者在作品印刷出版前可以修改作品，但不得改变作品的性质和用途，对因修改造成的额外费用由作者承担。例如，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520 条规定：“著作人于不妨害出版人出版之利益，或增加其责任之范围内，得订正或修改著作。但对于出版人因此所生不可预见之费用，应负赔偿责任。”二是作品再版时的修改权。作品再版时，作者有权要求修改作品，出版者也有义务通知作者。此时一般不会给出版者带来发行上的损失，因此出版者应予同意。
第七，合理界定出版者的义务。在出版过程中，出版者负有如下义务：（1）以自有经费按照合同约定的出版质量、数量和期限出版作品。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应依法律的规定或惯例出版作品。（2）在每一份作品的复制件上依约定标明作者的姓名、笔名或隐匿姓名。（3）保持作品的完整性。出版者如果需要对作品进行修订，应取得作者的同意，以免因作品的修改而损害作者的名誉。[22]（4）依照约定支付报酬。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支付合理的报酬。（5）图书出版者重印、再版作品的，应当通知著作权人，并支付报酬。（6）向作者支付样书的义务。尽管我国 《著作权法》没有规定该义务，但从行业惯例看，作者在作品出版后通常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样书，并有权以优惠价格购买一定数量的图书。著作权人和出版者可对此进行约定。（7）妥善保管作者的原稿的义务。出版者应妥善保管作者的原稿，在作品出版后一般应退还给作者。如果丢失或损毁原稿，则应给予相应的赔偿。
第八，合理界定出版者的权利。《著作权法》应规定出版者享有如下权利：（1）出版者依照约定对于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享有专有出版权，他人不得在该约定期限内出版作品。[23]如果图书出版合同中约定图书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没有明确其具体内容的，如何处理呢? 对此，《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第 52 条规定，在该情况下，应视为图书出版者享有在合同有效期内和在合同约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同种文字的原版、修订版出版图书的专有权利。笔者认为该规定比较准确，有利于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2）图书出版者经作者许可，可以对作品修改、删节。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
第九，合理规定出版者支付报酬的方式及标准。为了保护著作权人获得合理报酬的权利，《著作权法》应作如下修订：（1）明确规定作者有权获得合理报酬，该报酬应不低于作者创作作品的劳动投入和其他投入，也不应低于市场上类似作品被使用的报酬。（2）增加作者的报酬修改权。在出版合同签订后，如作者认为约定的报酬与使用作品的收益严重失衡时，作者有权要求修改双方已约定的报酬。如使用人不同意，作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在国外，《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 L. 131 －5 条、《德国著作权法》第 32 条第 1 款和 《西班牙著作权法》第 47 条都有类似的规定。（3）增加作者的查账权和作品使用人的报告义务。出版合同签订后，出版者应就出版作品的数量及收入向作者报告账目。合同中如无特别约定的方式，作者可要求出版人一年至少报告一次该会计年度中制作复制品的数量，并指明每次印刷的时间和数量以及库存数量。（4）法律上应具体规定付酬的方式，如按使用作品收入的一定比例付酬、一次性付酬，等等。（5）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使用作品的付酬标准条例，规定各类作品出版行为的付酬的基本原则、付酬的方式、付酬的计算方式、付酬的减免、账目的审查等内容。[24]
第十，合理规定出版合同的变更条件和终止情形。当情事发生变更时，出版合同的内容应作相应的变更。具体而言，《著作权法》应规定如下几种出版合同变更的条件：（1）双方约定变更出版合同的内容；（2）经著作权人同意出版者可以向其他出版者转让出版权。出版者的主体发生变更的，在有可能损害作者声誉的情况下，出版者所取得的权利也不得转让；（3）法律规定的其他变更合同的条件。此外，《著作权法》还应规定出版合同的终止条件：（1）出版合同期限届满；（2）出版者不依约定出版作品，著作权人可以通知出版者在 6 个月内出版作品，否则著作权人可以解除合同；（3）作品创作失败而致合同无法履行的；（4）作品未完成前，如作者死亡，或丧失创作能力，或非因其过失致不能完成作品者，出版合同终止；（5）图书脱销后，经著作权人通知，图书出版者拒绝重印、再版的，著作权人有权终止合同；（6）法律规定的其他终止情形。图书出版合同终止后，过错方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总之，合理界定出版合同的内容，对于保护著作权人和出版者的利益关系重大。为了促进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我们应当抓住著作权法修订的契机，对于出版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修订，以更好地规范著作权人与出版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的价值目标。



注释:
[1][日] 田村善之： 《日本知识产权法》，周超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93 页。
[2]郑成思：《对现代合同制度再认识的三次升级》，《法学家》1999 年第 3 期，第 74 页。
[3]《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国家版权局办公室编： 《中国著作权实用全书》，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28 － 31 页。
[4]该通知于 2003 年已被国家版权局废除，现已失效。
[5]张广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起草》，《法学研究》1995 年第 5 期，第 5 页。
[6]赵桂茹：《图书出版合同的法律风险防范》，《中国版权》2007 年第 11 期，第 52 页。
安徽省蚌埠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蚌埠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蚌政〔2008〕60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蚌埠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2008年6月3日市政府第二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蚌埠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国务院工作规则》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制定本规则。
二、蚌埠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工作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市委的领导下，按照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做到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
三、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奋发进取，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团结协作，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四、市政府各工作部门要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使职权，切实贯彻落实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做好工作；要树立大局意识，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增强政府工作的整体合力；要简化办事程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要强化目标责任，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全面落实市政府各项工作任务。
第二章 政府组成人员职责
五、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组成部门主任、局长。
六、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工作。副市长、秘书长协助市长工作。
七、副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八、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负责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副秘书长在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的领导下，按分工协助副市长联系、协调有关工作。
九、市长出国或外出较长时间，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市长主持市政府工作。
十、市政府组成部门的主任、局长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市政府其他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负责本工作机构工作。
市审计局在市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职能，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十一、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十二、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创新经济管理制度和方式，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节经济活动，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十三、加强市场监管，特别是加强对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领域的监管，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四、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认真贯彻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十五、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政策，改进公共服务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加强公共设施建设，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推进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逐步形成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及听证、公示等制度，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十七、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预算、规范性文件和政府性重大投资建设项目、重大工程项目、预算外重大资金安排以及其他重大事项，由市政府集体研究决定。
十八、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和县区、省级开发区的，必须事先征求意见或充分协商；涉及人民群众重大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十九、实行市政府重大事项向市委报告制度。市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年度财政预算草案、重大改革措施、重大政策、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以及其他需要市委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须向市委报告。
二十、对依法应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事项，要及时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主动提请讨论决定。就全局性工作和政协委员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主动与市政协协商。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十一、市政府及各部门应建立反应灵敏、科学有效的决策信息反馈机制和决策实施效果评估机制，加强对决策执行情况的跟踪反馈和优化完善。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二十二、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安徽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意见》及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强化责任，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二十三、市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制订政府规范性文件，修改或废止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确保规范性文件的质量。
二十四、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的政策。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由市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或由相关部门联合起草，联合起草时，应当以一个部门为主，其他部门配合。部门规范性文件发布前必须经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审查，发布后要及时报市政府备案。
二十五、提请市政府审议的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承办。
二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确需保留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统一纳入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要精简程序，公开透明，规范操作。涉及几个部门的许可事项，应由一个部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并转告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组织有关部门联合集中办理。
二十七、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实现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底脱钩。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推行政务公开
二十八、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把政务公开作为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提高工作透明度和办事效率，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二十九、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各类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除涉及保密外，都要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公开，重点公开人民群众普遍关心、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发挥行政服务中心、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蚌埠政报的平台作用，不断提高信息公开水平和服务能力。
三十、建立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流程，明确责任、程序、公开方式和时限要求；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年度报告、监督检查、社会评议和责任追究等制度。
第七章 加强行政监督
三十一、市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依法备案市政府规范性文件；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议案、建议和提案的办理工作，按时办结回复，努力提高满意率。
三十二、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司法监督和专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有关部门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三十三、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实施条例和规范性文件前置审查、备案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行政机关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
三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完善信访工作制度，落实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依法规范信访秩序；要坚持领导干部阅批群众来信、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带案下访和包案处理信访问题等制度。
三十五、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问题，对重大问题，有关部门要认真核查，及时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第八章 会议制度
三十六、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制度。根据需要可召开市长办公会议、市政府专题会议。
三十七、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政府全体成员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的重要指示、决定和重要工作部署；
（二）讨论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三）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四）部署市政府的重要工作；
（五）通报市政府的工作情况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安排各县、区政府和市有关部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邀请市委、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有关部门负责人，市法院、市检察院和市人民团体负责人列席会议。
三十八、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重要指示、决定及重要会议精神；
（二）讨论报请省政府和市委审定的重大事项；
（三）讨论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要事项；
（四）讨论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财政年度预决算等重要报告；
（五）审议规范性文件，讨论决定以市政府名义发布的重要文件；
（六）讨论决定市政府重点工作和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
（七）讨论决定市财政年度内预算执行中资金安排和市级财政审计报告；
（八）讨论需报省政府或上级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或核准的投资项目，讨论决定需市政府审批或核准的投资项目，以及其他需要市政府集体研究的重大项目；
（九）讨论决定全市、区域和行业性发展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市、县城市总体规划，市、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建设用地规划；
（十）讨论决定主要行业体制改革和市属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改革重组方案，重大国有资产处置、经营权变更事项；
（十一）依法讨论批准对监察对象的行政处分决定；
（十二）讨论决定或通报市政府工作中的其他重要问题和重大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至两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蚌埠军分区有关领导和市政府法律顾问参加，市监察局、市政府法制办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三十九、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二）讨论决定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县、区政府向市政府请示的重要事项；
（三）讨论决定市政府各类表彰奖励事项；
（四）讨论决定市政府对各县、区政府、各部门及专项工作的考核事项；
（五）讨论决定以市政府名义召开或要求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六）讨论决定以市政府名义举办的重大活动；
（七）研究成立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
市长办公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市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四十、市长、副市长、秘书长按照工作分工或受市长委托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市政府副秘书长受市长、副市长和秘书长委托可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协调和处理市政府工作中的专门问题。
四十一、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政府副秘书长根据工作分工审查，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审核，市政府秘书长统筹后报市长确定。
提请市政府会议研究的重要事项，原则上会前应协调一致。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并由分管副市长提出主导意见后，提请会议研究。对提请市政府会议研究的事项，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要提出具体的意见，出席会议的市政府领导同志和各部门负责人须表明明确意见。
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和市政府专题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会议议题和会议文件于会前送达与会的市政府领导同志。
四十二、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参加人员必须超过会议组成人员的半数。市政府领导同志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及市长召集和主持的专题会议，向市长请假；出席或列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一般不得请假，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会议的，应提前向市政府办公室请假，由市政府秘书长汇总后向市长报告。部门负责人不能出席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召集的专题会议的，应向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请假。
四十三、各部门出席或列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的参会人员会上发表的意见应代表本单位的意见。如发表与会前本单位的书面意见不同的意见，须说明理由。
四十四、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市长主持的专题会议的会议纪要经秘书长审核后报市长签发。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主持召开的专题会议的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签发。
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除需要保密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须经秘书长审批，重要的报市长审定。
四十五、副市长分管的工作中，需要有关部门研究或协调解决的问题，由分管副市长召开协调会议解决；涉及两位以上副市长分管工作的，可共同召开协调会议；也可委托秘书长、副秘书长召开会议。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副市长或委托召开会议的市政府领导同志签发。
四十六、市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贯彻精简、节约、高效的原则，严格审批，减少数量，控制规模，能合并召开的尽量合并召开。市政府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原则上不邀请县、区政府负责人参加；确需邀请的，须经市政府办公室按程序报批。
第九章 公文审批
四十七、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安徽省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的规定。除市政府领导同志直接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县、区人民政府向市政府的请示、意见、报告，应由主要负责人签发。请示应一事一报，不得多头主报。
四十八、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
四十九、属于部门职权范围的或需部门先行审核的事项，应直接向主管部门行文；如需发文，由部门自行发文或由相关部门联合发文。
五十、凡报送市政府的公文，以及以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公文，统一由市政府办公室提出明确的分办或审核意见，按照市政府领导分工呈批，重大事项报市长审批。凡需市长审批的公文，分管副市长要有明确的意见和建议。规范性文件或其它需要从法律角度审核的公文，应先转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核。
五十一、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决定、命令，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人员任免，由市长签署。
五十二、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上行文，由市长或主持工作的副市长签发。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下行文、平行文，由市长或市长授权的分管副市长签发。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由市政府秘书长签发或秘书长委托有关副秘书长签发；如有需要或文中注明“经市政府同意”，需报市政府领导同志同意。
五十三、市政府领导同志审批公文，应签署明确意见、姓名和日期。圈阅视为同意。
五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遵守行文规则，注重行文效用。进一步精简公文，改进文风，控制规格，减少数量，压缩篇幅，提高质量。要积极推进网络化办公，提高公文办理效率。
第十章 加强督查落实
五十五、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研究谋划，提高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布局，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五十六、市政府提出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确定各项工作的主要责任单位、协同责任单位、责任人及其完成进度时限，形成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布局，下达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各县、区人民政府和各责任单位要认真落实，并于每季度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年度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报告完成情况。
五十七、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落实力和执行力，对市政府的重要部署和市政府领导同志批示、交办事项，主办县区、部门、单位要积极主动贯彻落实，必须按要求进行反馈。市政府文件（以蚌政、蚌政办编号）下发后3个月内，起草单位报告文件落实情况；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市长办公会议纪要、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下发1个月内，承办单位分别报告落实情况；市政府领导批示、交办事项，责任单位于10个工作日内反馈落实情况。其他有具体反馈时限的，按要求反馈。
五十八、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重要文件和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市长重要批示的落实情况由市政府政务督查和目标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督办，定期将落实情况向市政府领导报告，原则上每月集中报告一次，有关县区、部门、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反馈。对经两次督办仍未办结的，有关县区、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向市政府写出书面检查，严重的按行政问责制规定追究责任。
五十九、坚持并健全督查落实的制度和机制，建立完善的政务督查工作程序，严格按照立项、登记、转办、催办、反馈、办结、归档等工作程序规范督查工作。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督查事项结果纳入政府目标管理。
第十一章 作风纪律
六十、市政府领导同志要进一步加强学习，特别要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精神实质，不断提高走科学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发展变化的新趋势，认真学习经济、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知识，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六十一、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以及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须经市政府同意。
六十二、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认真落实行政问责制、首问责任制、办文办事限时制和责任追究制，大力改进工作方式和手段，推进信息化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
六十三、市政府领导同志要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加强调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轻车简从，简化接待，不搞层层陪同，不搞边界迎送。
六十四、规范公务活动安排，市政府活动服从市委的活动安排，市政府领导同志的活动服从市政府的统一安排。各地、各部门邀请市政府领导同志参加公务活动，一般应提前一周向市政府报送请示，由市政府办公室统一安排；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同志发出邀请。市政府领导同志因故不能参加的会议、接待等活动，由市政府秘书长协调统筹安排，必要时报市长审定。
六十五、市政府各部门涉及外事、侨务、台务的接待事项，需要市领导出席的，应将接待计划分别报业务归口部门审核后报市政府。外事、侨务活动，归口由市外（侨）办统筹提出安排意见；台务活动，归口由市台办统筹提出安排意见。市外（侨）办、台办审核时要从严把关。
六十六、境内新闻记者要求采访市政府领导的协调、安排工作由市政府新闻办负责。境外新闻记者采访市政府领导的，归口市外（侨）办、新闻办、台办按有关规定把关，提出意见送市政府办公室协调。采访的组织工作由有关单位负责。
六十七、加强工作的计划性和透明度。市政府领导同志每周工作的预安排，由市政府办公室统筹汇总后，报送各位领导同志。市政府组成部门和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每月工作的预安排，要提前报市政府办公室备案。
六十八、严格奖惩制度。凡以市政府名义进行的表彰、惩处事项，须经市政府集体研究，严格按表彰、惩处的规章制度进行。
六十九、规范议事协调机构设置。对需要市政府领导同志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议事协调机构，可以由一个部门牵头办理的，或阶段性短期内完成的事项，原则上不设立；确需设立的，提请市长办公会议审定。如因工作、人事变动等需要对议事协调工作机构成员进行调整的，不再由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发文。成立议事机构或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的，该项工作涉及办文、办会以及重大活动的组织，由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的部门负责，市政府办公室对应科室协助。
七十、市政府领导同志一般不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或题词，不发表书面讲话；不出席各类礼仪性、应酬性和商务性活动；因特殊情况需市政府领导同志发贺信、贺电或题词，一般不公开发表；一般性的会议活动不发新闻报道，确需报道的，内容要精炼、简短。
七十一、认真执行请销假制度。市长离蚌出差或出访、休假，应事先向市委报告，并由秘书长通报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副市长、秘书长离蚌出差或出访、休假，应事先报告市长，副秘书长离蚌出差或出访、休假，应事先报告对应副市长、秘书长，由市政府办公室通报市政府其他领导同志。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出访、休假或到市外出差，应履行请假手续，事先报分管副市长和市长核准。
七十二、为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分管同一系统的副市长、副秘书长和部门主要负责人，一般不应同时离蚌。
第十二章 加强廉政建设
七十三、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群众观念。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七十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下级的送礼和宴请。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七十五、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廉洁从政，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把权力运行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本人或者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得违规插手招投标、土地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市场交易活动；要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