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人的载体，人是社会的影像，不同的生活场域塑造着不同样态的人，而不同样态的人又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场域，因此，政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政治人”，法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法律人”。由于法治社会奉行着一套与政治社会迥然相异的价值理念和治理模式，所以法治状态下的法律人便与政治状态下的“政治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政治社会起步逐渐向法治社会迈进的国家来说，注意消除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并最大限度地使之以“法律人”模式来设计各种制度则是法治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政治社会中“政治人”

　　“政治人”是与政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以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以政治为治理手段，一切以政治为主导，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社会。该种社会所塑造出来的人便是“政治人”。政治性是“政治人”的本质规定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整体利益至上

　　维护整体利益是一个政治社会中的最大政治。在政治社会中“政治人”把整体利益视为本体，把个体利益视为派生，认为个体的利益、幸福来源于整体的利益与幸福。他们把整体利益的满足视为处理问题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利益常常被否定或被迫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在整个社会中不存在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分野，公共空间完全吞噬了私人领域。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是人类早期典型的政治型社会，基于此，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人做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描述。①在古希腊人的眼里，不关心、不参与城邦公共事务就不能称其为人。城邦被视为整体，公民被视为城邦的一部分，公民的财产、家庭、利益、价值、荣誉、希望，乃至生命和灵魂都属于城邦，公民必须无条件地热爱城邦。②

　　(二)个体甘于牺牲与奉献

　　如前所述，在政治社会中整体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整体的这种地位的获得则需要个体的牺牲和奉献来实现。在政治社会中，个体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整体被视为个体自己的整体，因此，个体向整体奉献和牺牲并不是向别人奉献和牺牲，而是变相地向自己奉献和牺牲。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创生出的人民主权国家便是政治型的国家和社会。因为它强调“公意”的绝对至上性，强调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信奉“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让渡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③由此而言，这种政治人形象还浮现于罗马共和时代。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其政治性虽然没有希腊城邦时代那样的“浓度”，但它仍然奉行整体主义，国家利益具有绝对的至上性，义务本位仍然是这一时代人的行为方式。这种政治人的影像表现为公民要承担众多无偿的公役。罗马的所有公共事务几乎由公民们以自己的“力”和“钱”承担，他们通过牺牲自己来换取罗马的辉煌。④

　　(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

　　为了保证整体利益以及这种政治性的实现，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机制竭力塑造其特有的利他、爱国、兴邦、忠君的政治文化与道德精神，强调“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品质，高扬“干一行，爱一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的“螺丝钉精神”，其目的在于使公民“脱俗”，即摆脱私欲，抛弃亲情伦理的束缚，而投身于整体的政治事业之中。因此，在政治社会中通常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不允许伤害整体利益的“异端邪说”的存在。

　　通过以上对政治社会与政治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和政治人的特点在于它们都坚持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即重视社会的总体价值而忽视或排斥个体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⑤它们都强调公域和公益相对于私域和私益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具有先验的优先性，强调在公域面前私域的非独立性。它们都坚持公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强调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没有与国家协商的资格和提出条件的可能性。

　　二、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

　　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卓著成就。这些成就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即在经济上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不断推进依法治国。二者又相辅相成，市场经济为法治提供多元、平等的社会氛围，法治又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宪法原则。欲构建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在法律上预设出一个与法治相吻合的“法律人”模式。也就是说，舍弃原有的“政治人”形象从而实现“法律人”形象的塑造，对于一个脱胎于政治社会而欲实现法治的国家来说，是重中之重的大事。笔者认为，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人”应该具有以下形象。⑥

　　首先，法律人应该是“自利人”。既然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建立的，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财富的增值，因此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应该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最普遍的心理特征，也是人性的最一般的表现。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正是在每个人谋求自身正当利益的过程中，社会才实现了发展和进步。法律必须承认和保护人的这种天性，它所禁止的应该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即为谋取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或社会的行为。因此，法律中所要求的人不是“大公无私”的“政治人”，而是珍惜自己权利、敢于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人。

　　其次，法律人应该是“一般人”。法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无差别地适用规则，而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则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将方方面面的人纳入到它的视野之中，因此法治所关照的注定不是个别人，而是多数人。既然如此，能够适用于多数人的标准较之只适用于少数人的标准便大为降低，因此，法治不要求人必须具有高超的政治觉悟或较高的道德素质。“法律人”是一种与“一心为公”的政治人相区别的低品味人。借用中国儒家对人的分类，法治视野中的人更多的是“小人”，而不是“君子”。

　　最后，法律人应该是“自治人”。如前所述，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存在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自由和自治，它强调当事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自我。因此，法治承认每个人都是自治的个体，强调自己主宰自己。因此，法律人强调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分野，强调个人与国家的适度分离。所以，法律人是一种与强调一切都奉献给国家、唯国家意志马首是瞻的“政治人”相区别的“自治人”。

　　三、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官本位”政治传统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建立了一个以政治为主导的一元化的社会。20世纪70年代末已降的中国改革，就社会治理方式而言，实际上是一场逐渐褪去政治化，逐渐实现法治化的历程。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成就显著，法治化进程稳步推进，然而我们的法治毕竟脱胎于原有的政治社会，旧的制度可以一日废弃，旧的观念却很难一日扫除。时至今日，某些政治思维与逻辑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立法者的思维，因此法律中仍然残留着某种“政治人”的影像。

　　(一)“大公无私人”的影像

　　这种大公无私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民法的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的取得制度中。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10条至第114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广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广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物的有关规定。

　　这一制度架构所涉及的主体有三个：拾得人、物主和国家机关。无疑拾得人应该是此制度中的主角，因为没有拾得人拾得的行为或事实，此制度便无从启动。但是从整体上看，在此制度中发挥着最为重要作用的拾得人的作为却基本上是在无偿的意义上进行的，而这种无偿性实际上与“法律人”的自利性特征是相悖的。因此，可以说，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取得制度中所预设的人的模式不是“法律人”的模式。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此制度所赖以立足的人的模式的错位，即该制度不是将拾得人放在“法律人”的意义上来设计的，具体而言不是以市场经济中的“自利人”形象，而是以政治社会中的甘于奉献、乐于牺牲、大公无私的“政治人”形象来设计制度的。依这种“政治人”的逻辑，拾得人之所以能对物主作出牺牲是出于“革命同志”式的友情，之所以能对国家作出牺牲(因遗失物无法找到失主而归国家所有)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相比之下，一些国家规定的遗失物时效取得制度或无论是否事先约定拾得人都享有报酬取得权的规定则更贴近自利的“法律人”的特性。⑦

　　(二)“大义灭亲人”的影像

　　这种“大义灭亲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刑法》的包庇罪中。我国《刑法》第13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务，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根据这一罪名，在我国任何人对任何犯罪人的帮助、隐藏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即使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为宗法社会，伦理性是古代中国法的重要特征，所以容隐制度，即对亲属间的包庇行为的宽恕制度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礼记》中的“事亲有隐无犯”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再到《唐律疏议》中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都可见一斑。受传统的影响，1910年的《大清新刑律》、1928年和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亲属间的容隐制度。⑧新中国的法律是在废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容隐制度自然在废除之列。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是通过移植前苏联法律的方式建立的，因此亲属之间帮助、隐藏为罪模式自然也便被移入我国。⑨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政治型的社会，而实际上无论是前苏联的包庇型的帮助犯形式还是新中国的独立的包庇罪的模式，都是生发于所在的政治社会并与“政治人”的思维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制度模式。在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极左社会里，坚持的是“亲不亲阶级分”的政治原则，进而排挤了“亲不亲血缘分”的自然原则，这样便把自然状态下关于人的“亲属”和“非亲属”的分类硬性改变为“同志”和“敌人”的分类。同时，受这种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犯罪和刑法通常被认为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⑩违法犯罪分子往往是被视为反动阶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此追捕逃犯便被视为国家赋予每个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于是，一旦有人犯了罪，他便异化为了人民的反面，他和亲属之间的关系也毫无例外地变为了敌我关系，而此时的包庇行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上“资敌”行为。显然，在政治社会中伦理亲情是无法与政治任务相抗衡的，即使是亲属之间出于亲情而为的包庇行为也是犯罪。所以，我国包庇罪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大义灭亲”型的“政治人”基础上的，这严重地超越了法治社会中“一般人”的标准。

　　(三)“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

　　这种“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体现在当下我国性纠纷的处理机制中。依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强奸罪属于性质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属于公诉罪，完全采用国家处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如果公安机关立案后，当事人之间自主和解，不但原强奸犯罪成立，而且原被害人或家属还有可能承担包庇罪或伪证罪的刑事责任。(11)这种处理机制因为完全排除了受害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难题。在我国，强奸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一种，它所侵犯的客体是受害者的性自由权。(12)基于此，强奸罪成立与否的关键应主要取决于受害人对性行为的态度，如果受害人认为该行为是对自己性权利的侵犯，强奸罪就成立，否则，就不成立。既然如此，在性纠纷处理机制中就应该充分发挥受害人的作用，而不能由国家垄断。

商务部


商务部关于加强流通法律工作的若干意见

商法发[2005]400号
2005-08-15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流通业在促进生产、引导消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但与其它领域法制建设相比，市场流通法制建设相对滞后，不能适应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和促进流通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为贯彻落实全国市场流通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今后一个时期市场流通法律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建立和完善我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出发，适应依法行政和实现对全社会流通统一管理的要求，大力推进市场流通立法工作，力争用3至5年的时间，使我国流通立法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初步建立起包括规范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市场秩序、市场调控与管理等方面法律制度的现代市场流通法律体系。”

　　一、充分认识建立健全流通法律体系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市场流通法律工作

　　流通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建立和完善流通法律体系，积极推进流通法制化进程，是建立现代流通体系的迫切需要，是转变政府职能和依法规范管理市场流通的工作基础，也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积极应对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举措。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流通法律工作，深刻认识流通法律工作在保障和促进我国市场流通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全国流通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和要求。各单位要确定一名主要负责人主管流通法律工作，加强领导，将流通领域的法制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商务领域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二、建立健全商务主管部门法制机构，充分发挥法制机构在流通工作中的作用

　　健全的机构和人员是开展流通法律工作的基础。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重视本部门的法制机构建设，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业务培训等方面给予保障和支持；尚未建立专门机构的要尽快建立起来，已经建立的应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充实力量，配备专门的法制人员；同时要重视和加强对商务法律工作人员的培养，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使其能适应流通法律工作的要求。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在流通立法和流通管理、流通执法工作中充分发挥法制机构的作用，维护法律工作的严肃性，支持法律工作人员的工作，重大决策征求法制机构的意见。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法制机构应当切实负责，提高能力，积极围绕本部门流通工作重点做好工作，当好领导的参谋助手。

　　三、作好地方流通立法工作，促进流通法制建设

　　建立健全我国流通法律体系框架是今后一个时期流通立法工作的方向和指导。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应认真研究并以此为指导，结合本地实践，根据轻重缓急制定并组织落实本地区的立法规划和计划，做好在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市场秩序和市场调控与管理领域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制定工作，推动重点法规和规章的出台，并切实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颁布的流通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配套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确保地方立法与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一致性；

　　（二）发挥地方立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国家有关流通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出台前，针对流通领域、流通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各地可先行探索，充分利用当地人大、政府的立法资源，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予以规范，为全国统一立法积累经验。

　　（三）开展本地区有关流通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对已不适应当前流通业发展要求的法律文件按照法定程序分别予以废止、修订，作好流通法制建设的基础工作。

　　（四）建立健全立法工作程序和规范，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完善地方有关立法项目实施年度计划、法规规章审议、规范性文件审核、重大问题法律意见论证等制度，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和法定程序开展流通法律工作。

　　（五）结合各地工作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对流通法律工作和建立健全我国市场流通法律体系框架出意见和建议，使市场流通法律体系建设方案日趋完善。

　　四、加强流通立法调研工作，提高立法质量

　　针对流通领域问题多，情况复杂，新的流通主体、流通方式、流通业态发展迅速的特点，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应切实加强立法调研工作，使制定出台的各项法规和规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切实符合当前流通业发展的需要，解决实际问题。调研工作方式应灵活多样，充分吸收国内外立法经验，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积极发挥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的作用。

　　经国务院批准进行流通体制改革试点的省市应按照《深化流通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商改发［2004］654号）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作好流通领域立法试点工作，加快流通领域的立法进程，局部试行，总结经验，完善规则，推进适用于全国的流通领域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

　　五、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依法行政，做好流通领域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工作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在流通法律工作中应认真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针对行政许可的管理方式在市场流通的很多领域已不适用的情况，积极探索、研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事后监管的新方式，加强对流通领域的后期管理。

　　机构改革后商务系统在流通领域执法职能有所加强，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切实做好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工作，建立新形势下流通领域行政执法与执法监督工作的新机制，理顺执法关系，明确执法分工，规范执法行为，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组织协调，促进流通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

　　六、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工作

　　针对近年来和今后一个时期流通领域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数量多，涉及领域广的特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按照国家和商务系统普法工作的统一部署，继续做好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对流通领域的法律知识普及和宣传、培训，积极探索法律宣传教育的新形式，提高各级商务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增强流通企业人员法律意识和依法经营观念。

　　商务部将进一步加强对商务系统流通法律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并在适当时候对各地开展流通法律工作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考核。同时将逐步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全系统法律人员在流通法律领域的培训和信息交流，为整个商务系统流通法律工作跃上新台阶创造必要的条件。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应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上述意见，切实加强本地流通法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