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案精析
是抢夺？抢劫未遂？还是既遂？
关键是共同犯罪中犯罪罪名与形态的区分

尹科峰


陈某（18岁）、李某（14岁）各自携带卡子刀，在2006年10月31日窜至某县城共谋实施犯罪，由李某实施抢东西，陈某放哨。如遇到追赶或抵抗，两人就一起拿出卡子刀使用暴力威胁。两人选好目标（一位戴有耳环的中年妇女）后，李某从其后面飞快地扯下她的耳环，奋力往前跑，受害妇女反应过来后连忙一边追赶，一边呼救。某县巡警队员王某和张某将其抓获，在抓捕李某过程中，王某手上多处被李某用卡子刀划伤。陈某见有多人在追赶李某，就独自跑离了现场，之后也被公安机关抓获。该案中对李某定抢劫罪（既遂）量刑处罚没有疑义，对陈某量刑时存在以下四种意见：
1、以抢劫罪（既遂）处罚。理由是：首先犯罪嫌疑人李某和陈某两人身上都带有凶器，而且事前商量，由李某实施抢东西，陈某在后面放哨，在必要的时候共同持刀使用暴力，威胁追赶人员，在主观上有预谋抢劫行为。其次，李某和陈某成立共同犯罪，有共同的犯罪目的，相互接应，共同完成犯罪意图，只是分工不同，其中一人达到抢劫罪既遂的犯罪标准，另一个也应当可以达到此标准。
2、以抢夺罪处罚。理由是：李某、陈某虽然成立共同犯罪，但是陈某并没有实施抢劫罪中必须具备的暴力行为，之前的商量行为只是犯意表示，根据刑法只惩罚犯罪行为的原则，应对陈某以抢夺罪量刑处罚，不应该加重其处罚。
3、定抢夺罪，持刀抢夺作为其加重情节。理由是：陈某没有实施暴力威胁行为，因此不可构成抢劫罪，但是其身上携带有凶器，其主观恶性比《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的抢夺罪要严重很多。宜以抢夺罪定罪处罚，持刀抢夺作为其加重情节。
4、以抢劫罪（未遂）量刑处罚。笔者同意第4种意见。
理由如下：第一，我国刑法确定犯罪时坚持的是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即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四要件缺一不可，只有同时具备一犯罪构成的所有要件才能确定为此罪，否则就不能定为此罪。此案中，陈某并没有实施暴力威胁行为，不满足四要件之中的客观要件，因此就不构成抢劫罪的既遂，第一种意见不符合我国刑法的规定。第二，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处罚”，这就表明，携带凶器可以成为抢夺罪的法定加重情节。此案中，陈某虽然没有实施暴力威胁行为，但其身上携带有凶器，随时可以实施暴力行为，因此其主观恶性必然不同于没有携带凶器的抢夺罪，对其的处罚应该与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的抢夺罪有所区别。第三，非必要共同犯罪中也可以成立不同性质、不同犯罪形态的罪名，这就是案发当时的罪名转化、犯罪形态的变化问题，并不是所有的非必要共同犯罪人最终都是同一罪名、同一犯罪形态。此案与司法考试中的题目不同，两人共同预谋盗窃，中途一人由于其他原因而没有参加实施犯罪行为，但是两人都成立盗窃罪的既遂。此案中由于存在犯罪罪名的转化，罪名的转化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之前两人预谋时并没有说准一定会实施抢劫行为，如果之前两人商定了一定要实施抢劫行为，则和司法考试中的题目类型一样了。第四，犯罪嫌疑人陈某最终没有完成构成抢劫罪的所有要件行为，但这并不是其主观上主动放弃的，而是客观上有多人追赶李某，陈某怕被逮住而没有前去帮忙实施暴力行为，从之前两人的预谋与准备作案工具来看，放弃暴力行为是不符合陈某的主观意志的。综上，宜将陈某的犯罪行为定为抢劫罪的未遂予以打击，这样既符合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要件，也有力的打击了犯罪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碰到此案中的情况，共同犯罪中出现了罪名和犯罪形态的转化，这就要求我们牢牢把握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要件，坚持用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要件来确定罪名，绝不可以仅仅依据其为共同犯罪就确定为同一罪名或者同一形态，这有违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精神。只有坚持犯罪构成四要件与犯罪形态要件的有机结合，才能不发生错案、冤案。



关于收容审查、行政程序及法治原则的思考

马怀德
一、案情

1996年5月28日，湖南湘潭市岳塘区发售社会福利彩票，北京市民李群、李扬、陈利等六人得知后，携带共同筹集的20万元现金来到岳塘区购买彩票。同年5月29日、30日、31日，李群等人先后购得奖品为桑塔纳轿车的中奖彩票四张，奖品为奥拓轿车的彩票两张。李群等人决定将中奖彩票通过湘潭市的朋友唐俊杰代为领取并在当地低价转让。陈利未取得其他五人同意，以个人名义将其中一张奖品为奥拓轿车的彩票赠送给唐，以表酬谢。

5月31日中午，在彩票民售现场，有人举报工作人员出售废票，岳塘分局民警通过举报人找到出售废票的工作人员董明利，董称这些废票是5月30日有三个外地青年人存放在她处的。经董相认，岳塘分局先后抓获了李群等六人，并在未出示刑事侦查手续的情况下，扣押了他们转让轿车所得及购买彩票的余款共计52.54万多元人民币，但未向李群等人出具扣押清单。同时，该发局还扣押了唐俊杰所持的奥拓轿车中奖彩票。

同年6月1日，岳塘分局将李群等六人作为特大诈骗案件嫌疑人立案侦查，6月2日岳塘分局宣布对李群等实施收容审查。李群等人在收审通知书签了字，但收审通知并未送达给李群等人。同年7月25日，岳塘分局对李群等取保候审，随即解除了收审。但以所扣现金为可疑财物、中奖彩票为唐俊杰所有为由，拒不发还其六人共有现金及彩票。

李群等不服岳塘分局对其采取的收容审查、扣押财物的强制措施。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２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收容审查决定，判令被告返还财物、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海淀区法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97年12月24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海淀区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原告李群等人携巨款异地购买彩票，并以低价转让中奖彩票的行为，目前并无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也不能证实1996年5月31日出现的废票系李群等人所为。被告对原告李群进行收审，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有误。被告认定李群等人的财物可疑，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实施扣押时违反了法定程序，此扣押行为违法。唐俊杰所持的奥拓汽车中奖彩票系李群等六人共同购买，陈利一人表示赠送给唐，此赠予行为无效，彩票仍系李群等六人所有。

据此，海淀区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条款，撤销了被告向原告发出的收容审通知书，判令被告岳塘分局返还李群等人的所有财物，赔偿因违法收容审查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141.56元，并向原告赔礼道歉。
被告岳塘分局不服此一审判决，于1997年7月15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于1997年11月9日作出（1997）一中行终字第110号行政判决书，二审法院认为，国务院《关于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采取收容审查强制措施的对象必须是具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且系身份不明或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的人。岳塘分局认为李群等人寄放废彩票，构成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具备被收容审查的条件证据不足，因此该局作出对李群等人进行收容审查的决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依法应予撤销。岳塘分局应赔偿因违法收容审查给李群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向李群等人赔礼道歉。岳塘分局上诉提出其收容审查李群等人合法有据，李群等人对该起诉已超过法定时效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应予维持。但原审诉讼费收取有误，本院予应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2第1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35.70元由上诉人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负担（自本判决送达之次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35.70元由上诉人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案例分析研究
我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被告的收审措施是否合法

判断某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首先要看它是否有充足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被告认为原告有"出售废票和扰乱公共秩序的轻微违法犯罪行为"，"连续摸中大奖有诈骗泄密嫌疑"。所以要采取收审措施。这些说法显然值得商榷。

1.被告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因而丧失了收容审查措施的事实根据。被告当时唯一的根据就是已知李群等人三天之内连续摸中六项大奖。作为行政执法部门，被告应当清楚，每做一项具体行政行为，都应当有充足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如果仅凭怀疑、猜测和推断办案，就难免出现冤案、错案。本案被告收审李群等六人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也未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摸中大奖有何违法之处，这恰好证明了被告的行为从始至终都缺乏事实根据。
2.买彩票中奖是否构成诈骗嫌疑？

被告认为李群等人连续摸中大奖，有泄密和诈骗嫌疑，所以要采取收审和扣押财物措施。那么，究竟买彩票中大奖是否属诈骗行为呢？众所周知，社会福利彩票是国家对社会公开发行的用以募捐的活动，既然是对公众发行的彩票，每个人都有权利购买，更有权中奖后获得奖品。李群等人所得的奖品既非偷来的，更非骗来的，而是花钱买来的，并无任何过错！被告仅凭这一点就怀疑李群等人有诈骗嫌疑，进而采取非法收审措施，显然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被告将法律并未禁止的行为视作诈骗显属不当。

从上述两方面看，原告花钱买彩票中奖的行为，既不是轻微违法犯罪行为，更不是诈骗行为，而是法律并未禁止甚至提倡的合法行为。被告以此为由对原告采取收审措施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因而是一项违法侵权行为。
（二）原告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支坚持认为原告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判断原告起诉是否超过时效，首先要弄清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时效是如何规定的。行政诉讼法第39条规定了三个月的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5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也就是说，如果被告告知了诉权诉期，那末原告只有三个月的起诉期限，如果被告未告知诉权诉期，起诉的期限就是一年零三个月，本案被告是否告知诉权诉期就成为本案的焦点。从原告起诉时所依据的被告发给原告家属的收容审查通知看，上面没有任何关于诉权诉期的规定。被告争辩说收审决定书上有原告的签字，所以等于被告已将诉权和诉期告知原告。在原告坚持下，被告向法院提供了有原告签字的"收审决定书"，该决定书铅印内容中并无诉权诉期的规定，而在决定书的下端用紫色印油加盖了一行所谓"诉权诉期"的内容，这一行字究竟是收审之前加盖的还是收审后补盖的呢？被告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不是事后加盖的，按照行政诉讼法第3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9条的规定，被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所以被告提出的原告超过起诉时效的主张是完全不成立的。退一步讲，即使不考虑这一点，仅从被告送给原告家属的通知内容看，也十分清楚地证明被告作出收审决定时，根本没有告知原告诉权和诉期。
（三）被告扣押财物的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刑事侦查行为

被告认为，在办理李群等六人利用摸奖券之机泄密作弊骗取大额奖品的诈骗案中，被告是根据案情变化而逐步采取措施的。开始时，在紧急情况下对李群等人人身和物品进行搜查，扣押了部分财物，后来转入刑事侦查，故先期的扣押物品行为为刑事侦查行为。这一说法没有法律依据。

原告花钱买彩票，并无违法之处，中奖后低价转让彩票，也无不妥，无论是用来买彩票的钱，还是中奖后所得财物，都属于公民合法财产，被告收审原告后，在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随意扣押原告合法财物，显然是滥用职权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构成违法行政强制措施。特别是被告羁押原告近60天后才予以释放，拒不退还非法扣押的财物，其违法动机十分明显。所以，被告以刑事侦查为由继续扣押原告合法财产的行为没有任何根据。

综上，原告起诉条件合法充分，被告岳塘分局扣押财产、收容审查的行政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院受理此案是正确的。被告行政行为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扣押财产、收容审查行为，判令被告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的判决也是正确的。
三、几点结论

这起案件可以说是对法治原则的又一次具体诠译，如何正确理解行政法治原则成为每个执法者面临的重要课题。行政法治原则的真正含义是：对行政机关而言，凡是法律未授权的，均不得为之；对于作为相对人的公民法人而言，凡是法律未禁止的，均可以为之。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力范围与界限问题，而是我们立法、执法，乃至司法活动的价值取向问题。如果我们的执法者固守有罪推定的传统信条，以权力者自居任意解释法条，看不到自己的权力界限，那么我们的法治理想能否真正实现就要打上问号了！我认为就具体案件而言，有以下几点需作进一步说明：
1.公安局乱扣财物、滥用收审措施亟待整治